明清易代之际，以“帝国”释“中国”的意大利人
利玛窦的沟通努力是双向的。他还摹写过中国地图——很可能是参考《广舆图》而制，并把它寄回欧洲。他在日记中夸耀说，地图的反响不错。“他们以为我是又一托勒密。”利玛窦写道，“假若寰宇压缩为中国一域，毫无疑问，可以称我为世界上最伟大的数学家兼自然哲学家。……他们认为我是一个学识无比渊博的异人……这真叫我忍俊不止。”
不过实际情况是，他寄回的（或者是由罗明坚带回的）地图对欧洲主流的中国认知没有产生太大改变。前文提及，半个多世纪后，法国制图师尼古拉斯·桑逊才根据他的地图制作了一版新中国图。
但利玛窦带回的中国信息的确有划时代意义。其中最重要的一点，是他以亲身经历、交流和阅读证明了长期以来欧洲关于中国的知识有根本错误：“契丹”（Cathy）与“中国”（China）不是两个国家，而是同一个。从他开始，很多传教士都不断试图劝说欧洲知识界接受这个观点，但从16—17世纪流行的地图看，似乎收效并不立竿见影。从奥特柳斯到洪第乌斯，欧洲地图上的中国地形、省份、河流、山脉等，错误的信息陈陈相因。和明代中国人一样，欧洲人接受一种奇异的新观念也不那么容易。
来华耶稣会士是两种知识体系的中间人。他们一方面要把中国拉入到基督教世界，另一方面又要告诉基督教世界中国独特的文化、政治和文明形态。地图是一座桥梁，利玛窦偶然发现中国人对欧洲地图的热情，用它来“启蒙”中国；而罗明坚等一众耶稣会士则从一开始就希图以中国地图来“启蒙”欧洲。
最终完成这个任务的，是经历了明清易代的意大利人卫匡国。他把中国本土的地理信息带入了欧洲地图。
卫匡国1614年出生于特伦托（Trento）。彼时利玛窦已经去世四年，但两人也有智识上的联系。卫匡国加入耶稣会后，就学于最高学府罗马学院中的私立数学学校，该校的创始人是著名的天文学家、数学家克里斯托弗·克拉乌斯（Christopher Clavius，1538—1612）。克拉乌斯是利玛窦的老师，利氏著作中所谓的“丁神父”。他参与修订了格里高里历——也就是现在世界上通行的公历系统，也是利玛窦带入中国的数学、历算知识的来源。克拉乌斯的另一位学生、后来以《中国图说》闻名的基歇尔（Athanasius Kircher，1602—1680），就是卫匡国的老师 。
卫匡国1640年出发来中国，1643年定居杭州。这个年代，耶稣会士已经和明廷建立了良好的关系，像汤若望（Johann Adam Schall von Bell，1592—1666）等精于数学的教士，还帮助明朝军队制作红夷大炮。但第二年李自成的军队就攻入北京，崇祯皇帝自缢于煤山，吴三桂引清军入山海关，明室南迁。卫匡国因其精湛的数学技艺，受到过南明隆武帝朱聿键的接见，朱聿键还请他帮助明军防守浙江和福建。不过很快，清军便攻下两省。卫匡国这样记述他与清军的遭遇：
我住在温溪城一所很好的房屋里，居民不愿逃亡，这时全城一片混乱。我知道鞑靼人到来，马上在屋正门贴一张长宽的红纸，上面写道：“此屋系欧罗巴人居住，他是传教的教士。”我曾留意，中国官员巡游时往往在居住的宅门上张贴这类告示，让大家知道屋内有大人物居住。在大厅入口，我摆出我最大和装订最精美的书，以及数学仪器、望远镜和其他光学镜子，诸如此类我认为最显眼的种种物品；最后把救世主像放在陈设它的祭坛上。用这个有效的方法，我不仅未受一般士兵之害和抢劫，而且还得到鞑靼统将的好意邀请和款待。他问我愿不愿意改换我的中国服装，剃掉我的头发。我欣然同意，于是他让我当场剃光头。
这段戏剧性场面出现在拉丁文第二版《鞑靼战纪》中。虽然其真实性遭到一些学者怀疑 ，但是卫匡国心甘情愿剃发易服，转而效忠清朝，这是没问题的。当时北京的耶稣会士比如汤若望也很快投效新朝。汤若望更是深受顺治皇帝信任，执掌钦天监，负责制订历法。这当然是耶稣会入华传教以来一次巨大的成功。1650年前后，卫匡国前往北京，取得了汤若望的信任。在北京的经历让他更加坚信，满人入主中国，对欧洲传教士总体有利。
然而，汤若望此时也深陷麻烦之中：他坚持利玛窦的合儒策略，但在耶稣会内部以及其他教团中引发争议，他们认为利玛窦将Deus翻译为“天主”，允许教徒敬天、祭孔、祭祖，有违正统教义。此为“中国礼仪之争”的开始。1651年，卫匡国起身返回欧洲，他的任务就是亲自向罗马教廷解释礼仪之争，争取对汤若望的支持。
作为受葡萄牙和西班牙资助的天主教士，卫匡国从澳门出发，先来到西班牙控制的马尼拉。几个月后，他的航船被西班牙的对手、荷兰东印度公司俘获，被带到了公司在东南亚的基地巴达维亚（今雅加达）。此时，卫匡国再次展现了他灵活的手段：他向信奉新教的荷兰人提供了有关清朝政府对欧洲态度的宝贵一手信息，使得荷兰人对他信任有加 。东印度公司很快决定，给卫匡国提供免费服务，让他搭乘荷兰船只返回欧洲。
回到欧洲，卫匡国与当地东方学家多有往来，终于彻底消除了他们长期以契丹、中国为两国的误解。同时，他出版了《鞑靼战纪》等著作，向欧洲读者介绍了发生在中国的朝代更迭。经人介绍，他结识了阿姆斯特丹的大出版商约安·布劳，两人合作数周，完成了一本新的中国地图集的绘制、加工和出版。终于，这一次欧洲人带回的中国地图没有被束之高阁，而是面向众多读者发行了。这当然有两人对市场的敏感，也因为两人在宗教意识形态上都采取较为灵活的立场，并不因为宗派不同而错过合作的机会。就在卫匡国回到欧洲时，另一位在华耶稣会士，波兰的卜弥格（Michał Piotr Boym）也已回到欧洲，他受南明永历朝廷所托，前来请求教廷支援。卜弥格也带回一套自己制作的中国地图集，但未能出版 。
卫匡国—布劳合作的这部作品，即1655年《中国新地图集》（Novus Atlas Sinensis），后来收入宏大的《大地图集》工程。正是它彻底扭转了奥特柳斯以来欧洲地图中的东亚形象。
今天，学者们对卫匡国的制图过程有了较为深入的论证 。卫匡国并未能在中国到处游历，他本人实测的地方也不太多。这本地图集是在他赴欧途中完成的，他的主要工作是将一本随身携带的中国地理书上的数据加工转化，并添加新内容。这本地理书就是万历年间出版的凝香阁本《广舆记》。卫匡国所使用的工作本现藏于梵蒂冈。
《广舆记》最初由浙江人陆应旸（约1572—约1658）编辑，早期版本中并无地图。凝香阁插辑本由阎子仪补入总图和分省地图，所依据者还是罗洪先的《广舆图》。但《广舆记》中的地图描摹得并不精准，且去掉了罗洪先地图中的计里画方网格。卫匡国所做的重要改编，是利用自己精湛的数学知识，根据《广舆记》中的位置、路程、距离等信息，给这一组地图重新画上网格——但不是用二维的计里画方，而是用表示三维的经纬线。
这样一来，来自中国“天圆地方”观念的地理数据，就转化成了欧洲“寰宇”观念下的地图形象，“中、西地图学融为一体” 。
在转换过程中，中国作为一个幅员辽阔、风俗多样且语言文化不同的中央集权政治体的概念，得到一次完整的彰显。卫匡国—布劳为每幅分省地图都配上精美的涡卷图案，展示当地服饰、物产、生产方式或历史掌故。那么，在欧洲概念中，应该如何称呼这样一个国家呢？卫匡国所用的定义，是imperium这个拉丁词语，在19世纪后期进入汉语世界后，被翻译为“帝国”。这也是欧洲主流地图集中第一次明确以“帝国”称呼中国。
欧洲语汇中，imperium用来指罗马帝国，后来延伸指拜占庭东罗马帝国、奥斯曼帝国以及多数情况下只作为松散联盟存在的神圣罗马帝国。其余欧洲政权多称王国、公国、侯国或者共和国。19世纪之前，汉文文献中很少用“帝国”一词，即使偶尔出现，其含义也与imperium非常不同。在耶稣会士到达中国前，欧洲地图中的中国，要么只有名称，要么冠以“地方”或“王国”（royal，kingdom）。比如奥特柳斯的《中国图》就只标Chinae，到了裘德、约翰·斯比得的中国地图，则标注“王国”（Regnum/Kingdom）。利玛窦的中文世界地图中都是称“大明国”。
美国历史学家欧立德认为，第一部正式出现“中华帝国”的欧洲著作，是葡萄牙耶稣会士曾德昭（Alvaro Semedo，1585—1658）在1642年出版的《中华帝国以及其耶稣会士的传教文化》西班牙文版 。但这个说法并不严谨。根据多位中国学者的研究发现，早在1563年葡萄牙人巴罗士的《亚洲旬年史》第三版中，就有将中国称为“帝国”的前例。在16世纪后半期，来华传教士们往往将“王国”与“帝国”混用，早期“王国”更为常见，两词选择有很大的随机性。利玛窦在其札记中，明确把明朝的“皇帝”对译为意大利文的imperator（帝王）。到了明清鼎革前后，随着传教士对中国了解的深入，使用“帝国”的频率开始超过“王国”。而至17世纪后期，“帝国”成了对中国更为通行的定义 。
卫匡国恰好经历了明清鼎革，代表了当时在华传教士对中国的典型认知。和利玛窦一样，他也是较早的一位持续使用“帝国”一词来解释“中国”的人。他进而把“中华帝国”的称谓固定在欧洲出版的中国地图中，包括《鞑靼战纪》中的地图插页以及后来的大型《中国新地图集》（图96）。在这个意义上，卫匡国可谓是以图像确认中国为“帝国”之始 。
此后，越来越多的欧洲地图文献采纳了“帝国”的定义。布劳的竞争对手，洪第乌斯家族的杨·杨松纽斯也在1657年出版的地图中将中国定义为“帝国”。而随着满洲（卫匡国所谓“鞑靼”）的统治日益稳固，欧洲地图中的“中华帝国”逐渐从明代行省扩展至内亚边疆，有时还包括朝鲜。只是他们仍然在“中华帝国”疆域内区分“中国”“中国鞑靼”以及西藏。
和imperium直接相关的，是卫匡国采用拉丁文provincia（也就是英文词province的来源）来对译中国的“省”（图97）。这个词也是更多使用于罗马帝国时代，指的是罗马在意大利之外的行政任命以及区划。在欧洲国家，不同的provincia有不同的意味，与中央政权的关系也有强有弱，不少provincia其实相当独立。另外，耶稣会也把海外教区称为province，比如“印度省”和“日本省”（中国是“副省”，1623年从日本省中分出 ）。卫匡国之前，欧洲人解释中国的行省，时而用provincia，时而用“王国”，不太统一。而卫匡国既然认定与中国更可类比的是罗马帝国，那么用provincia翻译明代中央集权制度下划分的行省，在欧洲语境下就显得顺理成章了。
卫匡国不但以前所未有的详尽细节将中国的地理图像展示在欧洲人面前，而且用欧洲人熟悉的方式提供了对中国国家性质的理解——尽管这种理解在今天看来，有很多值得讨论的地方 。卫匡国和利玛窦、艾儒略等人一样，都是用本土的文化资源去嫁接外来的新鲜文化，以力图柔化后者的异质性。同样，他的工作也并不是单向的“东学西渐”。1648年左右，卫匡国将西班牙法学家弗朗西斯·苏阿瑞兹（Francisco Suárez）的著作翻译为中文，这是把新出现的欧洲国际法理念引入中国的最早尝试 。
而他回到欧洲的最重要任务——向教廷解释中国礼仪，也收获了满意的结果。教皇亚历山大七世1656年裁决，只要耶稣会认为中国教徒的礼仪无关宗教信仰，便允许他们敬天祭祖。在欧洲社会，卫匡国的记述带来一股中国热。荷兰最伟大的剧作家约斯特·凡·德·冯德尔（Joost van den Vondel）根据《鞑靼战纪》等资料，创作了欧洲第一部中国题材的戏剧《崇祯，或中国统治的衰亡》。而一些青年耶稣会士受卫匡国的感召，也加入赴华传教的队伍中，其中就包括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上起到重大作用的比利时人柏应理。卫匡国本人于两年后携南怀仁等十六位耶稣会士回到中国，最终病逝于杭州。
卫匡国个人的经历和他所从事的工作，同时面对着当时亚欧大陆上出现的三重政治—文化矛盾 。一是以西、葡为代表的天主教势力与以荷兰为代表的新教势力的全球竞争；二是中国的明清易代；三是东西方的文化交流进入了由最初的相互欣赏到发现根本差异的困难阶段。三者相互缠绕。卫匡国以柔软的身段，游走于前两种矛盾之间。而最后一种矛盾虽然暂时缓解，但并未最终解决。
在北京，康熙皇帝初登基之时，杨光先挑起历法之讼，辅政大臣鳌拜等借机打压传教士，致使汤若望等被判凌迟。只因京城突发地震，且有彗星出现，清廷才免其死刑。1669年康熙亲政，剪除鳌拜，为汤若望平反，重用南怀仁，并在1692年颁布容教令，为天主教传教打开方便之门。但与此同时，“中国礼仪之争”在罗马教团内部日趋白热化，敌对的教团借此攻击耶稣会，令18世纪初的几位教宗分别颁发谕令，不许用“天主”或“上帝”称Deus，也不许行祭孔祭祖之礼。康熙帝屡次沟通未果，只得在1720年下令禁教。传教士们虽然仍可服务于清廷，但不能传教。
“中国礼仪之争”最终对东西交流造成极大破坏。有趣的是，中国与欧洲之间的地理、地图交流，却在“礼仪之争”的背景下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顶峰，其标志就是18世纪前20年间康熙《皇舆全览图》的测绘以及杜赫德编纂的百科全书《中华帝国全志》1735年在法国的出版。可惜这种沟通、交流的努力，最终因罗马教廷的内部斗争和意识形态的偏见而中断了。1773年，耶稣会被罗马教廷取缔，在华传教士的数量随之日益减少。
站在世界地图学发展的角度，可以发现一个现象：利玛窦《坤舆万国全图》是一幅以汉文标记、面向中国读者的地图，但资料的来源主要是欧洲地理学；卫匡国—布劳《中国新地图集》是以数种欧洲语言书写的、面向欧洲读者的地图，但其依赖的最主要的数据来自中国的地理书籍。两套地图在各自的传统中都是开创性的新作品。我们似乎很难用“中国”或者“欧洲”这样的定语去界定这两部地图。它们既是欧洲的，也是中国的。也是从这个时候开始，欧亚两种地图学传统不断融合，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这种文化融合状况是典型的全球化现象。当然，在早期全球化之前，文化就已经在不断交流、融合。但亚欧大陆两端的系统性交往，是16—17世纪借由西欧和东亚各自现代性的开端才有了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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