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逃最高级别官员高严，至今下落成谜

但有一人至今下落成谜，他是迄今为止外逃级别最高的官员 —— 云南原省委书记、国家电力公司总经理高严。

如果高严还活着，今年也是他外逃的第21年，应该81岁了，留给追逃者的时间已经越来越少。

高严1942年12月生于吉林榆树，曾于1995年6月任云南省委书记，后在1997年8月任电力工业部副部长，1998年3月任国家电力公司总经理。

2002年9月，时年60岁的高严神不知鬼不觉地出逃了。

2008年10月30日，杭州市公安局在其官网上发布的悬赏金为20万元的高严通缉令可以看到，这位狡猾的贪官在外逃之前，做了多么精心的准备工作。

仅根据警方掌握的情报就显示，他至少拥有高庆林、张传伟等三个假名字、假身份证，以及4个护照和1个港澳通行证。

由于高严被推测在加拿大、美国和澳大利亚等多国均有落脚点，所以很长一段时间内，没人知道高严究竟逃到了哪里。

2002年，《悉尼先驱晨报》曾经报道称，高严可能人在澳洲。此外，高严的儿子高新元也长期待在澳洲，且在澳洲有产业。

随后，《纽约时报》也据此进行了报道。

不过，当时澳大利亚驻北京的大使馆方面曾表示，并没有获得消息证实高严已经进入澳洲境内。

一位中国海外反腐的长期观察人士、澳洲知名媒体华裔记者称，只要一提到中国海外追逃，澳大利亚人的第一反应便是高严。不仅仅是中国民众对追缉高严高度关注，全澳洲的媒体也都很感兴趣，大家都希望能首先找到这位“神龙见首不见尾”的贪官。

“但是流传的版本太多，越调查，越觉得自己陷入一个无解的罗生门事件之中。”这位媒体人说。

“身在国外的高严可能早已更换了新的身份过起自由的生活，甚至可能整了容。”上述澳洲记者称，这会令追逃难度大大增加。“据咨询澳洲官方多部门人士得到的信息综合判断，各方面均不掌握确切信息。”

如果高严确实在澳洲，可能澳洲情报部门知其下落，但不对外公布。

据香港媒体报道，内地多家媒体称外逃贪官、原云南省委书记高严是原国家副主席高岗之子。

高岗侄孙、高岗研究会会长高有富接受记者访问时表示，高家人看到了多家官媒与官方微博称“高岗之子、原云南书记高严被通缉追逃”的消息，非常气愤，“高严是高岗之子完全是谣言”。

高有富介绍说，高岗共有三子三女，无一人叫高严。

有港澳媒体大幅报道高岗长子高轩去世，高有富说，这个消息不准确，去世的高轩是二儿子，长子是留苏归国的高毅，现在退休在北京生活。三子三女分别是，长子高毅，次子高轩，三子高燕生，长女高延延，二女儿高安安，三女儿高滨滨。

高严就任云南省委书记不久，认识了电视台的一位女主持人杨珊。

那天，经人引荐，杨珊站在高严面前，见惯了东北女人的高严面对如此水灵的南方女子，眼睛顿时一亮。

透过高严的目光，这位名叫杨珊的主持人知道省委书记被她的美貌俘虏了。

于是，在宴席上，杨珊频频端杯，暗送秋波，使出了浑身解数，53岁的老“帅”成为倒在她石榴裙下的“马前卒”。

很快，高严就与杨珊倒在了双人床上。

为了逃避监督，高严在上海设立“行宫”，与杨珊共享奢华。

从1999年至2001年，高严多次去上海“治病”，他要求下属公司为其在高级宾馆包租房间，每天高达1万元，共花费84万余元。

2001年起，高严还在上海占用下属公司花费300多万元装修的一栋占地558平方米、价值650万元的高级别墅，并由该公司承担管理费用。

同时，他自己拿出赃银293万元人民币，在上海购买一套豪华住房，为两人同居营造安乐窝。

有了房子，还得有车。高严先后在北京、上海提供4辆高级轿车供杨珊使用。

另外，高严还给了杨珊大量的人民币和外币，仅杨珊在香港的外币账户就有高严送的10万美元，那可是20多年前。

身为国家电力公司总经理的高严，就这样以养病为由，长期居住在上海的“行宫”里，经常在床上拥着女记者，用电话遥控着国家电力公司的日常工作。

高严的贴身秘书叫黄雨，高常常是“高屋建瓴”地向黄雨提几条重要提示，然后就由黄雨向国家电力公司的党组班子下达工作任务。

于是就出现了这么一种怪现象：

电力公司的副总经理、党组成员们，要想亲自向高严汇报工作，见一面，比见皇上都困难，只能通过秘书才能接听他的电话。

以秘书遥控领导班子成员的做法，引起了其他领导的不满。

儿子是唯一线索

毕业于北京大学的高新元，曾于1996年前后首次来到澳大利亚。

根据《凤凰周刊》查找澳大利亚证券和投资委员会的文件及当地报道，来到澳洲后的高新元在1997年和1999年，陆续开设了两家公司，分别名为Jutan Development和yutan development。

同一时期，高新元同时还在国内与其父掌管的电力王国，建立起了一系列有不正当利益输送的商业联系。

2002年，再度来到澳大利亚的高新元，和他的生意伙伴卖掉了他们在澳洲的一块地，共计300万澳元。

同年9月，其父在被调查期间逃亡海外（因儿子的原因，被猜测藏匿在澳大利亚）。

一个月之后，高新元返回大陆。据媒体报道，中纪委怀疑其可能协助安排高严出逃，对其实行“双规”。

高新元接受中纪委审查后，交待了很多自己的经济问题，并牵涉出众多地方电力系统官员。

2003年4月25日，湖北省检察院反贪局正式对高新元进行刑事拘留。

2004年，武汉中级法院以行贿罪一审判处高新元有期徒刑五年。

据大陆刑事诉讼法相关规定，判决有期徒刑，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按此推算，高新元应该在2008年4月底刑满释放。

此后，高新元再未出现在公众视野。

根据《澳洲金融评论》的报道，高新元在澳洲公司的生意伙伴和员工说，他们也一直未能与高新元取得联系。

《凤凰周刊》查找了澳洲每一个州选民花名册、公司登记和一些房产交易的记录，也同样没有关于这对父子的线索。

【延伸阅读】

自7月22日以来，一场由中国公安机关部署、代号“猎狐2014”的缉捕在逃境外经济犯罪嫌疑人专项行动，高调铺开且已持续了数月，并取得了显著成效，一批外逃的官员或被抓获，或自首。

在此背景下，“外逃贪官”再被公众热议。

而79岁的云南省前省委书记、前国家电力公司总经理高严至今去向成谜，成为这类人中的典型，又再次被集中关注。

《中国经营报》记者日前走访高严成长、发迹旧地，试图从其过去的生活工作轨迹中，还原高严的由一个普通子弟直至正部级高位，旋即又戏剧性地出逃匿迹于海外的“不寻常”的人生。

高严（左）

1942年，高严出生在吉林榆树市西约40公里处的靠山屯，现在这里是一个拥有约100户人家的普通村庄。

还在村里生活的时候，高严没有使用后来这个闻名于海内外的名字，那时乡邻还都称呼他的原名：高庆林。

62岁的靠山屯人李在阳说：“因为年龄小，从没有看到过高严，只是听说过他，他后来到省里当官，在电视上看到过他，那时他看上去还很年轻。”

在村里，李在阳见到过高严的父亲高艳英，高艳英早年曾在村里教过书，“那时大家还都在生产队呢，在村里碰见高艳英，说会儿话，高艳英个子不高，说话慢声细语，不慌不忙的。”

在高严到吉林省里工作后，高艳英也跟着儿子到了省城长春，“就再也见不着他了。”

靠山屯的高家在早年曾经是有名的“大户”，“有好几十垧地，后来土改划分土地，就分给其他人了。因为地多，老高家有钱，能供儿女读书，老高家一般都有文化，都念过书，八九十岁那一辈的人很多都当过教师。”

陈在阳曾听村里老人说，“高艳英曾经要把高严的牙给掰下来，因为他不好好念书，后来高严到底还是把书念好了。”

在靠山屯教了一段时间书以后，高艳英就到村北三里路外的广隆村教书去了，高严一家也随之搬到广隆。

自搬离靠山屯，几十年时间过去，靠山屯已没有留下高严一家的任何东西，只有记忆与传说。

目前靠山屯有三户人家姓高，与高严算是同一家族。

76岁的高艳甫是这三户人家中最年长的一位，与高艳英同一辈分。高艳甫生于1939年，比高严大三岁，虽然依辈分被高严称为“叔叔”，也算是高严的同龄人。

高艳甫告诉前去探访的本报记者：“小时候经常在一起玩，后来高严念书走了，就不怎么见了。”

在高艳甫的记忆里，“高严不大的时候总念书，学习也好，一直念到省里，后来分到热电厂，再怎么提拔的，就不知道了。”

广隆现在也已是拥有100多户人家的大屯。

在搬来广隆后，高家一直住到高严进省城工作，才从这里搬到长春，此后高严就再也没有回到过这个村庄。广隆留下的关于高严的记忆较之靠山屯还要少。

在长春电力学校热力系统自动化专业学习了三年之后，1962年，高严进入吉林热电厂工作。

位于吉林省吉林市的吉林热电厂，是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兴建的重点工程之一，当时是东北地区最大的供热电厂。

就是从这里开始，高严在电力系统迅速崛起。

到吉林热电厂之初，高严是锅炉分厂的工人。

一位1958年进厂工作的女性职工向记者回忆：“高严原来在锅炉分厂和我一起倒班，我对他印象可深刻了，他个子不高，笑嘻嘻的，是个铁嘴，能说会道，看人行事，可会来事了。”

高严在热电厂“机遇好，升迁特别快”。

按照其官方简历，1965年，高严任厂团委书记，1969年任化学分厂党支部书记，1974年任厂革委会副主任。

“文革”后期提倡培养年轻干部，1975年8月，高严被调到吉林省电力工业局任副局长。

在一些职工的记忆里，“文革”期间，像当时很多人都把自己的名字改得更“革命化”一样，高严也把他的名字从“高庆林”改为“高严”。

33岁的高严被调到吉林省电力工业局任副局长，据吉林省电力系统职工介绍，“当时在省局排第六位，是最末一把的副局长，负责基建，但他在我们当时的局长退休以后，就顶上去了，当了一把手。”

而他的这种迅速升迁，被认为与他在任副局长期间抓的几项基建工程相关。

其中一项是1985年吉林热电厂六期扩建工程，安装了2台20万千瓦机组和2台670吨/时锅炉，时为吉林省电力工业局副局长的高严兼任该工程总指挥，“工期抢得很快，提前干完发电。”

而在这个项目之前，通辽发电总厂的建设，在高严在电力系统的迅速升迁之路上，起了更为重要的作用。

从1983年起，高严兼任通辽发电总厂工程项目的总指挥，用了三年时间，提前完成工程建设。

“在通辽发电总厂一期基建工程完工之后，当年的《中国电力报》登的全是高严的事迹，说这个项目是‘东北高寒地区一盏明灯’。在这么高寒的地区，当年安装，当年发电，这在之前是没有过的。”吉林热电厂一位职工回忆。

在吉林省电力系统广为流传的一种说法是，高严之所以能够迅速升迁，是因为他在兼任通辽发电总厂项目总指挥期间，因为能力突出，受到了高层领导的赏识。

在长春市通化路与树勋路交叉路口一带，10几栋五六层的楼房组成了被称为“电力小区”的原吉林省电力工业局的职工住宿区，其中一栋高29层的高层家属楼，成了从榆树老家搬迁到长春后的高严的父亲高艳英的最后栖居之地。

这栋高层住宅楼是在2000年建成的，职工以内部价格购买，住宅楼甫一建成，高艳英便跟老伴一起住进了其中的一套三室一厅的房子里。

彼时，高严正在国家电力公司任总经理、党组书记，而电力系统经过一番改革，吉林省电力工业局也已由省直机关改为企业，更名为吉林省电力公司。

记者了解到，高艳英夫妇现已去世。

一位同住在这栋高层住宅楼里的人士告诉本报记者：“他们去世已经五六年了，先是老太太去世，不久老头也去世了。”

住在这栋楼上的很多住户都看到过，在高艳英夫妇还活着的时候，吉林省电力公司隔邻的名门饭店会经常给他们送饭来。

名门饭店是吉林省第一家五星级酒店，由吉林名门电力实业集团公司和美国一家公司合资经营，于1996年开业。

“饭菜是酒店专门安排给高艳英老两口送的，因为这个酒店是吉林省电力公司的。在高严出逃后，就没人给他们送了。”

“消失”多年的高严未能为高艳英夫妇送终。

在高严的家族中，被判刑的还有高严的儿子高新元。

记者了解到，高严与他的曾在吉林省能源交通总公司任要职的妻子育有一儿一女，其子高新元今年41岁，曾任上海国电投资公司总经理，2004年被武汉市中级法院以行贿罪一审判处有期徒刑5年，现已出狱。

1995年6月，做了三年吉林省省长的高严远赴云南，出任云南省委书记。

在云南省委书记的位子上，高严只做了两年，1997年8月离开，出任电力工业部副部长、党组书记兼国家电力公司副总经理、党组书记。

高严留给曾于1994年~2002年任新华社云南分社社长的何懋绩的印象并不深刻。

“他在云南时间短，基本上没有做什么事就走了。”12月1日，何懋绩对本报记者回忆道。

何懋绩记得，在一次常委会上，高严曾对大家讲，他的母亲非常担心他在云南没有钱花，就托人把老人家积攒下来的几千块钱给他带来了，有的还是一块钱、一毛钱的零钞，他点了半天，大概有6000块钱。

“当时他还没有暴露，我听了非常感动。现在回头看，他这样讲，究竟是真情流露，还是做戏，就不好说了。”

作为在云南工作期间的“遗产”，多位当地人士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都曾提到高严给云南公务员及事业单位职工发放“高原补贴”的事。

“在他任期内给大家涨了几百块钱工资，因此云南的公务员对他还比较有好感。”

而因其谐音，这个“高原补贴”还被一些人称为“高严补贴”。

云南电视台一位名叫杨珊的女主持人被指为高严的情妇，较具体的情节更是被描述为高严到国家电力部门任职后仍对杨珊念念不忘，专门在上海购置别墅“金屋藏娇”。

但一些受访者都向本报记者表示，云南电视台并无杨珊此人。

昆明人李洪涛曾于1984年~2007年在昆明电视台任职，他告诉本报记者：“台里没有名叫杨珊的主持人，这个消息可能是谣言。”

此事也让何懋绩感到蹊跷，他问过云南电视台的一些人，结果他们都不清楚此事。

“不知有杨珊这个人，而一般情况是，对于一些领导的类似传闻，无论是真是假，都能指名道姓指出具体是哪个人。”

至于会不会是其它地方电视台的主持人，或者是什么商人为巴结高严，给他“敬献”的自称是主持人的美女，那恐怕只有当事人自己知道了。

何懋绩回忆，高严到云南之初，一度住在老省委边上的新联宾馆，这是个独立小院，原为接待缅共领导人的联络站，高严到云南来没有带家属，就先是一个人住在那里。“当时就传出来他调戏女服务员的事。”

《兰州晚报》2014年1月发表过一篇揭露高严贪腐内幕的文章。

文章称，云南是烟草业最发达的省份。1996年，香港某公司总经理韩某凭着高严“请褚时健对韩某的卷烟生意予以关照”一句话，就获利960万港元。

 韩某拿了2万美元送给高严。高严略作推辞，见是境外商人送的钱比较保险，就收下了。

褚时健落马后，高严继续向红塔集团的新任领导打招呼，让秘书黄宇出面，购得7500箱香烟销往香港。

黄宇等人获利400万港元，高严从中拿到180万港元。

高严离开云南，回归电力系统，到原国家电力工业部任职后，并没有切断与云南之间的联系。

原云南省电力工业局职工韩盛(化名)回忆，高严刚调到部里，即打电话给当时的云南省电力工业局领导，“说他到电力部，我们又成了同事了”。

局领导得知高严在京还没有分配住房，便邀请高严住进了省局驻京办招待所四楼，为此，招待所重新进行装修，还专门购置一辆轿车接待高严，局里还派了行政处一位副处长去照顾高严。

韩盛回忆，有一年，高严还带了他的办公室主任来，在会上亲自介绍，由这位办公室主任担任云南电力系统高管。

高严重回电力系统时，电力部门正在推进一系列体制改革。

原云南省电力工业局办公室主任刘国华回忆，那时开会传达会议内容，他的印象是：“高严毕竟是从电力系统出来的，对于电力体制改革，能提出一些自己的意见。”

但是，令他感到意外的是，2002年，就传出高严出逃的消息。

先于高严出逃国外的还有原吉林省电力工业局副局长陈兴铭。

陈兴铭

陈兴铭原是吉林省电力系统某实业集团公司负责人，名门饭店即是在他手上建成，后由高严提拔到省局任副局长。

陈对省局一把手位置觊觎已久，因故未能遂愿，便由高严安置到国家电力公司任财务高管。

陈兴铭先于高严出逃国外。

12月5日，原在国家电力工业部任信访处长的80岁离休老干部曹寿年对本报记者说：

“高严跑了十多年了，他去了哪里？是什么问题？从没有人告诉过我们，对此我们都很有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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