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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尔库塞 | 马克斯·韦伯著作中的工业化与资本主义

Herbert Marcuse 社會學會社 2021-09-15
赫伯特·马尔库塞（Herbert Marcuse，1898.07.19-1979.07.29），德国裔美国哲学家、社会学家、政治理论家，法兰克福学派一员。其主要研究领域为资本主义和科学技术对人的异化，著有《单向度的人》（1964）《无产阶级的物化》（1979）等。[图源：Wikipedia]


在马克斯·韦伯的著作中，工业化和资本主义在这样两个方面遇到了问题：西方的历史命运和由俾斯麦所创造的德国的当代命运。作为西方的命运，它们是西方的合理性和理性观念的决定性实现，而韦伯探索了这种合理性和理性观念的各种公开的和隐蔽的、进步的和抑制的表现。作为现代德国的命运，这些表现作为德国资产阶级的历史任务，为它决定了国家的政策——这首先表现在对保守的、封建国家的改造中，然后表现在民主化过程中，最后表现在反对革命和社会主义的斗争中。正是工业化、资本主义和民族的自我保存之间的关键性的联系的观念，激发起马克斯·韦伯对1918年的社会主义尝试发起了激烈的和（让我们坦率地说）愤怒的进攻。按照他的观点，社会主义是与西方理性的观念相矛盾的，也是与民族国家的观念相矛盾的；因此，它是一个世界历史性的错误，即使不是世界历史性的罪恶的话。（我们可以问，如果马克斯·韦伯能够活着看到，不是西方，而正是东方，在社会主义的名义下，以其极端的形式发展了现代的西方合理性的话，他将会说什么呢？）按照韦伯的观点，不论社会主义对人可能做什么，它必然首先地和先于一切评价地被理解为必然的理性。
 
奥托·爱德华·利奥波德·冯·俾斯麦（Otto Eduard Leopold von Bismarck，1815.04.01-1898.07.30），德意志帝国首任宰相，曾依靠“铁血政策”先后发动普丹战争、普奥战争和普法战争，于1871年1月18日统一德国。其政治立场为保守派，维护专制主义，曾颁布《反社会党人非常法》以镇压工人运动，但同时建立了世界上最早的工人养老金、健康医疗保险制度、社会保险等。于1890年3月被德皇威廉二世解职。[图源：Wikipedia]

在韦伯对工业资本主义的分析中，哲学的、社会历史的和政治的动机在根本上被联系在一起了。他关于科学的内在价值自由或伦理中立性的理论，显露出它自己实际上是试图使科学“自由”接受由外面加诸于它的强制性评价。韦伯对理论这一功能的认识自他1895年在弗莱堡所作的就职演说后就已昭然若揭了。这个就职演说以无情的坦率使价值自由的经济学服从于民族的强权政治的要求。后来（在1909年社会政治学联合会的会议上）他对这一点作了尽可能明确的表白：

为什么我要利用每一个机会来如此尖锐地甚至可能是迂腐地反对把“实然”和“应然”混淆起来的作法？这并不是因为我低估了“应然”问题，而是相反。因为当具有推动世界的重要性的问题，关于最伟大的知识和精神的意义的问题，以及在某种意义上说能够打动人心的最高问题，在这里都被变成了技术-经济的“生产率”问题时，并且这些问题被像经济学那样置于技术法则这个讨论题目之下时，我不能忍受这种混淆。

但是，这种从科学（纯属“技术法则”)中抽象出来的“应然”，由此而同时被保护着避开科学以及科学批判，“那些理想的价值本身决不能来自”于科学著作本身的材料。
 
然而很明显，马克斯·韦伯对于工业资本主义的分析所显示出的科学中立性概念，或更准确地说，与应然相对的那种无能为力性，是不能成立的。纯粹价值自由的哲学-社会学概念建构，在它自己的进程中，变成了价值批判。相反，纯粹价值自由的科学概念，则暴露出了包含于其中的价值评价：它们成了按照既定事物对人（和物）所起的作用而对既定事物进行批判。“应然”在“实然”中间显现了自己：概念性思维的不屈不挠的努力使“应然”出现了。在《经济与社会》这部马克斯·韦伯的最独立于价值的和大量应用了形式定义、分类和类型论方法的著作中，形式主义获得了内容的深刻性。这一真正的具体性来自韦伯对于大量的材料，对于在今天似乎是不可想象的学识，对于那些因能区分本质和非本质、现实和现象因而能够用来进行抽象的知识的掌握。凭借抽象概念，形式的理论达到了敌视理论的实证主义、伪经验主义社会学想要达到而没有达到的目标：对现实的真正定义。工业资本主义的概念就这样，在构成《经济与社会》的两大基本主题的关于合理性和统治的形式理论中，获得了具体化。
 
让我们先把韦伯著作中的资本主义、合理性和统治之间的联系反映出来。在它的最一般的形式中，这一联系可以表述如下：西方特有的理性观念在一个物质的和精神的文化（经济、技术、“生活行为”、科学、艺术）系统中实现了自身，而这个文化系统在工业资本主义中得到了全面的发展。这个系统旨在一种特殊的统治类型，这种统治已经成了现阶段的命运：这就是总体官僚政治。在这些概念中，普遍的和基本的概念是作为西方合理性的理性观念。我们就以这一概念为开始。
 
在韦伯看来，存在着一种只在西方发生作用的合理性，它形成了（或者至少帮助形成了）资本主义，并且决定了我们能够预见的将来。试图从它的很多（经常是矛盾的）表现中确定这种合理性的努力，占据了韦伯著作的很大一部分。他在《宗教社会学文集》的第一卷中所描述的“资本主义精神”，就是这种表现的一种；在这一著作的序言中，韦伯纲领性地指出，在资本主义中被阐述和被奉行的合理性，把西方的工业化与所有其他的经济和技术形式从根本上区分开了。
 
让我们先把构成马克斯·韦伯的理性概念特征要素列举出来：（1）经验和知识存在着一种逐渐数学化的趋向，这是一种从自然科学及其不寻常的成功开始，扩展到其他科学乃至“生活行为”本身的数学化（普遍的量化）。（2）在科学和生活行为的组织中，对理性经验和理性证据的必要性的执著。（3）在这种组织中存在着对韦伯来说具有决定性意义的结果，这就是一种普遍的、经过技术训练的官员组织的创始和巩固，这种官员组织成为“我们整个存在的绝对不可避免的条件”。由于这最后一个特征，从理论的理性到实践的理性，即到理性的历史性形式的转变就发生了。关于理性的历史性的意识，带着它的抽象性，或者说，明显地由于它的抽象性，一开始就包含在韦伯的理性概念之中。可是，我们将看到，它并没有在他的整个分析过程中得到坚持，而是在决定性的时刻流产了。在他的社会学中，形式的合理性转变成了资本主义的合理性。这样，它表现为对非理性的“贪得无厌的冲动”的有效的抑制，这种抑制在“内在世界的禁欲主义”中找到了自己的典型表现。
 
在这种“抑制”中，西方的理性成了资本主义的经济理性，即在连续的、理性的、资本主义的企业中，为了获得更多的利益而斗争。这样，合理性成了获利性的条件，而获利性反过来又被导向系统的、有计划的计谋，被导向“资本核算”。
 
这种理性的基础是抽象活动，它既是理论的又是实践的，既是科学的工作又是社会组织的工作。它确定了资本主义阶段的特性，即把质还原为量的过程。作为普遍的机能化（这种机能化在交换价值中找到了自己的经济表现），就这种机能化使对所有特殊的事件和关系的控治成为可能（通过它们向数量和交换价值的还原）这一点来说，它成了可计算的效率的先决条件——即普遍的效率的先决条件。抽象的理性在对自然和人的可计算的和有计划的统治中得到了具体化。韦伯所设想的理性，表现为技术的理性，表现为生产和通过有计划的和科学的机构所实现的物质（物和人）的转化。这种机构是为着可计算的效率这个目的而建造起来的；这种机构的合理性组织着并控制着物和人、工厂和整个科层、工作和线下。但是，它为了什么目的而控制它们？在这一点上，韦伯的理性概念一直是“形式的”，即它被定义为对所有特殊事物的量化抽象、一种为资本主义机构的普遍可计算的效率提供可能性的抽象。但是现在，形式理性的局限出现了：科学-技术结构的特殊目的和它的质料（它的主体和客体）理性概念中演绎出来，它们从一开始就打破了这个形式，“价值自由”概念的形式。
 
正如韦伯所分析的，在资本主义的合理性中，这些因素先于和“外在于”理性，因而，从物质上为它界定的要素，出现于两种历史事实中：（1）满足人的需要的供应（这是经济活动的目的），是在私人企业和它的可预测的获利机会的框架中实现的，就是说，是在个人企业主和企业的利润这个框架中实现的；（2）因此，那些其需要尚待满足的人的存在，是依赖于资本主义企业的赢利机会的。这种依赖在其典型形式中的具体表现就是处在企业主的控制之下的“自由”劳动。
 
依据韦伯的观点，这些事实是从外面预先给予形式理性的；但是作为历史事实，它们限制了这个概念本身的普遍有效性。在韦伯看来，资本主义和理性的现实焦点是私有企业，企业家是一个自由人，由他自己对自己的打算及其所包含的危险负责。在这种功能中，他是资产阶级，而资产阶级的生活行为在内在世界的禁欲主义中找到了它的典型表现。这种观点至今仍然有效吗？被韦伯视之为工业发展的承担者的资产阶级在后资本主义阶段是当然的承担者吗？后资本主义的合理性仍然是从内在世界的禁欲主义中引伸出来的吗？我认为，对这些问题的回答必然是否定的。在资本主义合理性本身的发展中，韦伯归之于它的那些形式已经瓦解和过时。它们的瓦解使资本主义工业化的合理性出现在非常不同的光亮之中：在它的非合理性的光亮之中。这里只提一个方面：“内在世界的禁欲主义”在后资本主义已不再是一种推动力；它已成了为维护这个制度而效力的一种羁绊。凯恩斯就这样谴责过它。无论在什么地方，只要它会阻碍剩余商品的生产和消费，它对“富裕的社会”来说就是危险的。确实，甚至后资本主义也是建立在“克己”的基础上的：如果要使积累的增长成为可能，为生存的斗争和对劳动的剥削必须越来越加强。“人为的商品废弃”，有计划的合理性，成了一种社会的必然。那种内在世界的禁欲主义，已不再是作为生产力发展某一阶段上资产阶级的生活行为了，它已成了在总体管理下毁灭生产的一个污点。资本核算、获利性和效率的数学化，正在庆祝它在计谋杀人与滥杀、计谋与消灭敌人相比较的自我消灭的危险方面的巨大成功。
 
随着资本主义的合理性的发展，非理性成了理性：理性表现为生产率的疯狂发展，表现为对自然的征服和大宗商品的扩大（及它们对人口中广大阶层的可接近性）。说它是非理性，乃是因为生活质量的提高、对自然的支配和社会的福利来说快成了破坏性的力量。这种破坏不仅是比喻性的，如对所谓更高的文化价值的背叛；而且是实质性的。为生存而进行的斗争不论在国内还是国际上都加剧了，被压抑的攻击本性在中世纪式的残忍（拷打）的合法性形式中，以及在科学地组织起来的对人的毁灭中释放出来。马克斯·韦伯预先告诉了这一发展吗？如果把重音放在“告诉”上，那么回答就是没有。但是，这一发展暗含在他的概念的构架中——这种暗含的层次是如此之深，以致它显得是不可抗拒的、决定性的，并且因而（在贬义上）是理性的。
 
在韦伯的分析过程中，摆脱价值的资本主义合理性概念成了批判概念——不仅仅是“纯粹科学”意义上的批判，而且也是一种评价性的、目标确定的具体化的批判。
 
但是接着，批判停止了，接受了被宣称为不可抗拒的东西，并且转变成了辩解——更坏的，转变成为对可能的替换物即一种具有质的差异的历史合理性的指责。韦伯以其洞察力，承认他的概念构架的极限。他把自己定义为“资产阶级分子”，把他的工作称作是资产阶级的历史使命；在这个所谓使命的名义下，他承认了德国资产阶级的代表层与反动和镇压的组织者之间的联盟。对于政治，对于激进左派，他向他们推荐了疯人院、动物园和左轮手枪。他对为了革命而牺牲自己生命的知识分子大为愤怒。在这里，他个人的情况可以为我们提供关于他的概念的说明；它有助于说明理性概念本身在它的批判性内容中，是如何最终保持着与他的起源之联系的：“理性”仍然只是资产阶级的理性，并且只是资产阶级理性的一个部分；即资本主义的技术理性。
 
现在让我们来重述一下韦伯的资本主义理性概念的内在发展。他在弗莱堡就职演说中，把资本主义工业化，完全设想为强权政治的一种形式，设想为帝国主义。只有大规模工业的发展才能保证国家在越来越紧张的国际竞争斗争中的独立。帝国主义的强权政治需要集中的和广泛的工业化，反过来也是一样。经济必须作为民族国家的政治理由来为它服务，并且必须利用后者的手段来工作。这样的手段就是殖民地化和军事力量，它们是实现不同价值的经济学必须使自己从属于其下的超科学的目标和价值的手段。作为历史理性，国家理性所要求的是一个能够实现工业化并促进民族发展的阶级所进行的统治，即资产阶级的统治。由一个“经济上衰落的阶级掌握政权”（如德国的容克）是危险的。在超科学的政治评价的压力下，经济科学成了对由俾斯麦建立起来的国家所进行的政治社会学的批判。这种批判以一种前所未闻的方式预告了未来：在德国，历史指定的阶级，资产阶级，是“不成熟的”；由于它的软弱，它渴望一个能为它有所作为的新独裁者。
 
那时，资产阶级政权的产生，意味着对仍然是前资产阶级的国家的民主化。但是，由于它在政治上的不成熟，德国资产阶级既不能实现也不能阻止这个民主化，它要求独裁主义。民主，与资本主义工业化相适应的政治形式，具有转变成公民投票的专政的危险，资产阶级理性于是就设想出非理性的超凡魅力。如果说资产阶级理性并未困扰韦伯，那么，资产阶级民主的辩证法就使他一筹莫展了，这一点，在《经济与社会》中得到了深刻表达。我们以后将回到这一点上来。这里应该看到，韦伯比大多数现代社会主义者更正确地预见到了位于资本主义底层的阶级，即无产阶级的后来发展，并且几乎不加改变地重复了俾斯麦在1865年说过的话，“危险并不在于群众”。韦伯在1895年的就职演说中宣称：被统治阶级并不会阻碍帝国主义的政治，更不用说会导致它的失败了。相反，正是“统治和上升的阶级”代表着民族在国际竞争中的生存威胁。
 
群众的保守性，统治阶级的独裁主义倾向，这些东西，改变了韦伯所预见的后资本主义。他不像马克思主义理论那样，认为它们植根于资本主义的结构本身。只要“政治上不成熟”这个概念，不能说明隐藏在事实——在这里是指保持通过自由竞争实现的自由市场的资本主义生产的不可能性——后面的因素，它就是一个贫乏的范畴。资本主义生产本身在市场社会的民主制度中遇到了自己的极限。统治，作为组织化的必然顶点被集中于并且高于管理科层。那些在自由资本主义条件下作为政治不成熟性表现出来的东西，在有组织的资本主义中，成了政治成熟性。
 
被统治阶级是无害的吗？即使韦伯在世时，他们也在某一历史时刻准备着引起帝国主义政策的失败。但是此后，资产阶级政治上的不成熟性和资本主义生产率中的智力效率发生了作用，证实了韦伯的预言。
 
现在让我们看一下他的资本主义概念。在《经济与社会》中，这一概念被从帝国主义强权政治的具体范围中移了出来，并在它的摆脱价值的科学纯粹性中得到发展。在这里，资本主义以“理性的经济获得性”的形式，一开始就被定义为一种“货币计算的特殊形式”：

资本核算是对赢利机会的估价和计算……是以对单个追求利润的活动在开始和结束时所具有的总的（固定的和流动的）资产的各自的货币价值进行比较的方式进行的；或者，如果是在连续的追求利润的企业中，则是以对在一个核算周期的最初的和最后的资金平衡表进行比较的方式进行。 

对以纯粹科学的方式来定义资本主义和对一切人类的和历史的东西进行抽象，这种尝试——人们把它说成是刺激性的尝试——简直是以可怕的句法表达出来的（至少在德国是这样）。在这里论述的问题是实业而不是其他。与这种态度形成对照，韦伯在下一页上所强调的几乎是令人震惊的：“资本核算在它的形式上最理智的方式是以人与人的斗争为前提的。”资本核算对人所起的作用，在它的抽象定义中，比在这种抽象定义的具体化中，找到了更为尖锐的表达：不人道行为包含在最初的和最后的资金平衡表的合理性之中。

资金平衡表（Balance Sheet），又称资产负债表。该表遵循资产=负债+股东权益的会计平衡原则，基于企业会计记录的企业日常经营活动制成，经由审计审查后随企业季报、年报披露，是现代企业在一定会计周期内财务、经营状况的重要参考。[图源：corporatefinanceinstitute.com]

资本核算的“形式上最合理的”方式是这样一种方式，人和他的“目的”只是作为计算收益和利润机会时的变量而进入其中的。在这种形式理性中，数学化达到了对生活本身的真正否定来进行运算的程度；在极端情况下，数学化成了那些一无所有的人冒着被饿死的危险进行经济活动的动机:

……作为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活动的动因的一个决定性成分的东西……对于那些没有财产的人来说……一般是这样一个事实：他们为了他们自己和他们的亲属，如孩子、妻子，有时还有父母（个人一般承担了维持这些亲属的生活的责任），而去冒缺乏任何生活资料的危险……

韦伯一次又一次地在与一种物质性的（实质性的）合理性的比较中，定义形式的合理性，在这种物质性的合理性中，人的经济维持“从某种评价性假设（不论何种类型）的角度”进行考虑。
 
这样，形式的合理性不仅与“传统的”价值取向和目标相冲突，而且也与革命的价值取向和目标相冲突。例如，马克斯·韦伯提到了形式的合理性与消除权力的分离（“苏维埃共和国，由一个代表大会或公共安全委员会进行的统治”）的企图，或者说，与彻底改变现存的统治形式的企图之间的二律背反。但是，在资本主义经济中表现出来的形式合理性真是那么形式吗？这里，是它的定义：

“经济活动的形式的合理性”这个术语，用于指明技术上可能的和事实上已经应用的数量的计算和核算的范围。一个经济活动的制度，按照其中需要品的供应（这对任何合理的经济活动都是本质性的）能够并且实际以数学的、可计算的术语表达出来的程度，而被称为“形式上”合理的。

按照这个定义，一种总体上有计划的经济，即非资本主义经济，从形式合理的观点来看，必然比资本主义经济更加合理。因为资本主义经济给它自己在私人企业的特殊利益和在市场的“自由”（不论多么有组织性）中的可计算性，规定了极限。如果韦伯宣布了这样一种非资本主义的计划经济是倒退的，或者甚至实际上是不可能的，那么他首先是从技术理性来说的：在现代工业社会中，工人与生产资料的分离成了个人和私人对于生产资料的掌管和控制，也就是企业中个人负责的企业家的权威所要求的技才必要性。私人资本主义企业的高度物质的、历史的事实成了（在韦伯看来）资本主义和合理的经济活动本身的形式的结构要素。
 
但是，以劳动和生产资料的分离为基础的个人控制生产的合理的社会功能并不止于此。在马克斯·韦伯看来，正是技术和经济上必要的组织纪律的保证人，成了现代工业杜会所要求的整个纪律的模范。甚至社会主义，按照韦伯的观点，也在工厂纪律中有它的起源，从这种生活环境中，从工厂的纪律中，产生了现代社会主义。
 
作为自由企业特征的“对工作纪律的服从”，一方面是一种人格等级的合理性，另一方面又是物对于人，即“手段对于目的（需要的满足）”的合理的统治。在这些话中，韦伯引用了一个社会主义的论题。他不是反驳而是相信：甚至一个社会主义社会也不能改变工人与生产资料的分离这一基本事实，因为这种分离本身就是技术进步的形式，是工业化的形式。即使社会主义也仍然要服从它的合理性，否则，它就不能使它自己关于需要的普遍满足和生存斗争的平息的诺言保持其真实性。物对人的控制只有通过人对人的合理性的控制，才能消除它的非理性。因此，对于社会主义来说，问题也是“由谁来接收和掌管这种新的经济呢？”
 
这样，工业化被看成是现代世界的命运，资本主义的和社会主义的工业化共同的关键问题只是：什么是控制工业化并进而控制社会的最合理的形式？（“最合理的”仍然只是在由它自己系统的可计算和可调节的运行，所决定的那种形式的合理性意义上使用的。）但是，这种形式的合理性在韦伯分析的逻辑发展过程中，似乎发生了难以觉察的变化。在向统治问题、控制问题的转化中，这种合理性通过自己内在的动力，使自己服从于另一种合理性，即统治的合理性。显然，就这种形式的合理性没有超出它自己的结构，以及除了它自己的系统，没有其他任何系统作为它的计划和计算活动的规范来说，它作为整体是依赖性的，被它本身以外的其他东西“外在地”决定的；在这种情况下，按照韦伯的定义，理性成了“物质的”。
 
作为“命运”的工业化，作为“命运”的统治——马克斯·韦伯的“命运”概念以典型的方式显示了他的形式分析的物质内容是一种经济和社会的规律，它在很大程度上独立于个人，对这一规律的侵犯就意味着自我毁灭。但是，社会不是“自然”。是谁颁布了这一命令？工业化是人的能力和需要发展的一个阶段，是人向自然和他们自己作斗争的一个阶段。这种发展可以以各种不同的形式和带着各种不同的目的进行，因此，不仅控制的形式，而且也包括技术的形式和需要及其满足的形式，都决不是“命运的”，只是当它们被社会承认，成为物质的、经济的和精神的强制性，它们才成为“命运的”。韦伯的命运概念是按照这种强制性发生作用以后的情况进行解释的。他把一个社会在个人背后再生产自身的那种盲目性普遍化，把在其中统治规律作为客观的技术规律出现的那种社会的盲目性普遍化。但是事实上，这些规律既不是“命运的”，也不是“形式的”。韦伯分析的环境是一种历史的环境，在其中经济理性成了统治——几乎不惜任何代价的统治——的理性。这一命运已经成了命运，并且由于它已经成了命运，它也就可能被废除。任何并未致力于这种可能性的科学分析，发誓忠于的并非理性而是现存统治的理性。因为没有任何结构不是被确定和创造出来的，因此，任何结构都具有依赖性。所有的经济活动发生于其中的历史连续体中，所有的经济理性总是统治理性。它历史地和社会地决定了经济活动。资本主义，不论其如何数学化和具有“科学性”，仍然只是对人的数学化的和技术性的统治；而社会主义，不论其多么科学性和技术性，仍然不过是统治的建构或破坏。
 
在韦伯的著作中，对资本主义的形式分析成了对统治形式的分析，这不能怪罪于概念或方法的不连续性，它们的纯粹性本身表明了它们的不纯粹。这不是由于韦伯是一个拙劣的或反复无常的社会学家，而是由于他了解他的论题：真理成了批判和非难，而非难成了真正科学的功能。如果他像早在就职演说中那样把经济学隶属于政治学，那么这一壮举从韦伯全部著作中看，显示出它本身是他的方法的内在逻辑。你的科学必须保持其“纯粹性”，只有这样你才能保持对真理的忠诚。但是，这个真理却迫使你承认“外在地”决定着你的科学对象的那些东西。对那些东西，你是无能为力的。你的独立于价值判断的自由是必要的，然而又只是表面的。因为中立性只有在它具有抵抗干扰的力量的时候才是真实的。否则，这种中立性就成了每一种想要利用它的力量的牺牲品或帮手。
 
资本主义的形式的合理性，在两个方面遇到了它的内在极限：一方面是私人企业，或作为经济活动计算性的现实主体的私人企业家；另一方面是工人与生产资料的分离，即自由劳动。
 
这两个事实，在马克斯·韦伯那里，属于资本主义的特殊的合理性，它们是技术的必然性。在他看来，它们是统治的基础，而统治则是现代工业社会中资本主义的（甚至是经济的）合理性的一个不可分离的要素。如果确是这样，那么统治本身必然表现为现代经济的合理性的形式；这就是韦伯在他对科层政治所作的分析中试图做的事情。
 
科层政治的控制与日益增长的工业化是不可分离的，它把工业组织中得到最大程度的强化的效率，扩展到了整个社会。它是形式上最合理的控制形式，这应该归功于它的“精确、稳固、严格和可靠，一句话，归功于它的对于（组织的）领导者和对于那些不得不与这一组织打交道的人来说的可预测性……”，而这一切都是由于它是“利用知识进行统治”，即利用可确定的、可预测的知识，利用专门化的知识进行统治。确切地说，这是体制的统治，因为，基于专门化的知识，对这种体制进行控制，只有当这个机构被完全调整到满足它的技术要求和充分发挥它的潜能的时候才是可能的。由于这个理由，对体制的统治“对于外行来说，只有在限度之内才是可能的：经过技科训练的长设官员归根到底要优越于一个担任政府大臣的外行”。
 
韦伯再次强调，任何“理性的社会主义”“将不得不采取并且加强”科层式的管理，因为只有科层式管理才是纯粹客观的统治，它是由客观的环境本身所要求的，并且对于大多数不同的政治、文化和道德的目的和制度，都是同样有效的。这种客观的环境就是给定的、更加充分而有效地发展着的、并且显然更加可靠的体制。
 
体制的专门化的科学管理是形式上的合理统治：这是理性的具体化，是作为理性的具体化，是具体化的顶峰。但是这个顶峰转化成了它的否定，它必定要转化为它的否定。因为那实现着自己的客观性管理的体制，本身是器具，是手段——而事实上，并不存在无目的的“作为手段本身的”手段。甚至最具有创造性、最具体化的体制也是达到它以外的目的的手段。就资本主义的经济体制来说，说这个目的就是需要的满足是不够的。这个概念太一般、太抽象（用这个词的贬义）。因为，正如马克斯·韦伯本人意识到的那样，对需要的满足与其说是资本主义经济活动的目的，不如说是它的副产品。只要仍然需要活着的人作为消费者（作为生产者，他们已经部分地不需要了），那么人的需要总是必然的和“形式上理性的”。但是，如果资本主义体制的科层管理，加上它所有的合理性，仍然是一种手段，因而是从属的，那么它作为合理性，就具有自己的极限。科层政治把自己隶属于一种超出科层政治以外和以上的力量——一种“非实业的”力量。如果合理性在管理中，并且仅仅在管理中具体化，那么这种立法的力量必定是非理性的。韦伯的理性概念以非理性的超凡魅力而告终。
 
在韦伯的所有概念中，超凡魅力也许是最成问题的概念。即使作为一个术语来说，它也包含着赋予每一类被称为成功的个人统治以一种几乎是宗教神秘性的倾向。在这里之所以讨论这个概念，仅仅是为了利用这个概念来说明现代社会中的合理性和非理性的辩证性质。超凡魅力的统治似乎是一个双重的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阶段。一方面，超凡魅力倾向于转变成对利益和它们的科层组织的固定化统治，另一方面，科层组织倾向于服从一个具有超凡魅力的领袖。
 
在“超凡魅力的转化”一章中，马克斯·韦伯描述了纯粹的超凡魅力统治如何倾向于使自己转化成一种“永久的占有”，在这个过程中，“它被交付给了日常生活的条件和统治着它的力量，特别是交付给了经济利益”。那些作为单个个人的超凡魅力和他的个人追随者而开始的东西，在一个已经获得了权利和功能的科层体制的统治中结束了，而在这个官僚机构中，利用超凡魅力进行统治的个人成了规矩的、纳税的、尽职的“臣民”。
 
但是，对群众和物的这种理性的管理，没有非理性的具有超凡魅力的领袖是不可能的。因为管理就它是真正理性的这一点而言，它倾向于消除统治（倾向于对物的管理）。然而，管理的体制又总是建立在统治的基础之上，而且它的被建立也正是为了维持和加强统治。理性的管理所要求的民主化，需要有一个对民主化的相应的限制和操作。作为特殊利益的特权的统治与作为普遍利益的表达的自决，被带入到一种强制的统一体中。这种强力的，但又是形式理性的，即技术上有效的对矛盾的解决，在公民投票的民主中，具有它的经典的表现。在这种民主中，在先前确立起来的、由领袖人物很好地控制的条件之下，由群众定期罢免他们的领袖和决定他们的政策。在韦伯看来，普选制不仅是统治的结果；而且在它技术完备的时期内也是它的工具。公民投票民主是非理性成为理性的政治表现。
 
这个理性（即形式理性）的辩证性质，以什么方式在资本主义的发展中表现出来？资本主义的粗俗的力量反抗着超凡魅力的观念。当问题涉及到把超凡魅力这个术语应用于当代工业社会时，韦伯是颇为羞怯的。尽管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反对革命时的态度甚至语言往往接近于对超凡魅力幻影的屈服。但是，他的真实倾向很清楚地展现在他的分析之中：技术完善的管理体制的形式理性，是从属于非理性的东西的。马克斯·韦伯对民主政治的分析突破了意识形态上的伪装。在此以前很久，他说明了现代群众民主及其假装的平等和对阶级冲突的调节的虚幻性质。工业资本主义的科层管理确实是“使人平等的”，但这里关键的是要实现被统治者与统治者、科层式地组织起来的集团（这种集团可能事实上，甚至经常在形式上，占据了全部的独裁职位）之间的平等。他一次又一次地强调，技术完善的管理机构，借助于它的形式合理性，是“掌握着科层体制的那个人的第一流权力的一种手段”。

群众的物质命运对于日益增长的、科层式地组织起来的私人资本主义组织的连续的和准确的运行的依赖，不断地加强着，关于废除他们的可能性的思想，已经越来越成为空想。 

对一个无所不在的体制的运行的总体依赖，成了“所有秩序的基础”，以致这个体制本身不再受到追问了。经过训练的、对这些秩序的服从倾向，成了一种被征服状态的粘合剂。对于这种被征服状态，人们已不再能意识到了。因为使人们从属的那种秩序本身是如此惊人地富于理性，就是说，因为这个秩序明显地有利于那个单个个人不再能对之作出总的观察和把握的商品和行动的世界，并把这个世界置于某人的可靠的掌握之中。马克斯·韦伯没有能够活着看到，成熟的资本主义如何在它理性的效率之中有计划地消灭成百万的人，有计划地毁灭人类劳动这个进一步繁荣的源泉，没有看到十足的疯狂如何成了生活的基础——不仅仅是生活持续的基础，而且是更为舒适的生活的基础。他没有能够活着看到，“富裕的社会”面对着它的边界之外的不人道的惨剧和有计划的残忍，如何浪费它的不可想象的技术的、物质的和精神的力量，并且为了永久流通的目的而滥用它的力量。甚至在这种理性的力量展开之前，韦伯就要人们注意理性的科层管理体制借助于自己的合理性而服从一种非理性的最高权威的危险。
 
首先，在韦伯的概念构筑的框架之中，这一点几乎是自明的：工业社会的管理需要外在的和来自上面的指导：“每一种管理需要某种类型的统治，因为，为了指导，某种支配的力量必须经常被置于某些人的手中。”资本主义企业家“在物质的意义上”，并不像一个经过训练的官员，而像是帝国的君王。他并不需要有特殊的品格；“科层统治在它的顶点上不可避免地具有一种至少不是纯科层的因素。”之所以“不可避免”，乃是因为摆脱价值的管理合理性需依赖于从外面进来的价值和目标。在他的就职演说中，韦伯把民族国家的强权政治，定义为给经济学以价值和目标。资本主义因此被定义为帝国主义。
 
在《经济与社会》中，某些帝国主义经济的特征被列举出来了，并被总结为一个概念：“政治定向的资本主义”。韦伯然后阐述道：“从一开始就很清楚，那些为赢利提供这些（政治的）可能性的政治定向事件，如从市场机会定向的观点来看时，是经济上的非理性……。”作为非理性的，它们可以被其他事件所代替。对资本主义经济的控制，不仅不需要特殊的条件，而且在很大程度上是可替代的。
 
资本主义，带着它的合理性（或者说正是由于它的特殊的合理性），在一个非理性的、“偶然的”首脑——不仅是经济生活中的首脑，而且也是在对科层管理本身的控制中、在政府管理中的首脑——那里终结了。（这使人不能不想起黑格尔的法哲学，在那里，市民社会的国家、合理的国家，在君主这个“偶然”的个人身上达到了顶峰，而这个君主则仅仅是由其出身的偶然性所决定的。在黑格尔那里，也像在韦伯那里一样，对资产阶级理性的分析暴露了后者的极限资产阶级理性在它的完成中否定了自身。）
 
让我们简单地回顾一下韦伯的概念（和它们的对象）的发展的不同阶段。西方资本主义，是在衰落的中世纪和基督教改革运动的特殊的社会、政治和经济条件下产生的。它在形式合理性中发展了它的“精神”，这种形式的合理性，是在资本过程的发动者（但不是对象）的心理的和经济的定向和活动中实现自身的。工业化在这种形式合理性之下实现了，这就是技术的进化和需要的不断满足，而不论这些需要可能是什么。我们看到，这一形式的合理性在两个具体的物质的和历史的事实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这些事实在形式的合理性的发展中维系着它们自身，并且（在韦伯看来），它们是资本主义的条件。这两个事实是：（1）私人企业；（2）“自由劳动”，即一个“在经济上”“处在饥饿的皮鞭的强迫之下”，被迫出卖自己的劳动的阶段的存在。作为生产力，这些物质的条件进入了形式理性。资本主义在不平等的（但在形式上是自由的）力量的竞争斗争中，在个人、民族、国家和国际联盟的为生存而进行的斗争中，扩展着自身。
 
在马克斯·韦伯看来，资本主义的现阶段是由国家的强权政治统治的，资本主义就是帝国主义。但是它的管理仍然保持其形式上的合理性，即保持其科层统治。它实行物对人的控制；理性的、“摆脱价值的”技术，是人与生产资料的分离和人对技术的效率和必然的服从——所有这一切都发生在私人企业的框架之内。机器是决定因素，但“无生命的机器是凝固的精神。只有这样它才具有迫使人们进入它的服务范围的力量……”。然而由于它是“凝固的精神”，它也是人对人的统治；这样，这种技术理性再生产出奴役。对技术的服从成了对统治本身的服从，形式的技术合理性转变成了物质的政治合理性（或者，从技术理性一开始就是私人企业对“自由”劳动的控制这一点来说，是否存在着另一条道路呢？）。在理性的强制下，韦伯在一段最生动的文字中以惊人的明晰性所预见的命运实现了：

（科层组织）与死的机器相结合，致力于建立那种未来奴役的外壳。对于这种未来奴役，如果一种纯粹的、技术上好的、即理性的科层管理及其维持是用来决定人们的事务在其中得到引导的方式的最后的和唯一的价值，那么人们也许有一天会由于软弱而被迫服从，就像古代国家的农民曾经服从过的一样。

于西门子工厂劳作的女工。[图源：new.siemens.com]

但是很明显，在这个最重要的问题上（在那里，韦伯的分析变为自我批判），人们可以看到，他的分析方法在多大程度上，成了关于技术理性与资产阶级的资本主义理性的同一性认识的牺牲品。这种关于同一性的认识，使他难以看出，不是“纯粹的”、形式的技术理性，而是统治的理性，建立了“奴役的外壳”；同时也使他难以看出，技术理性的极端能够成为人的解放的工具。换句话说，马克斯·韦伯对于资本主义的分析，就其把资本主义所特有的评价放入对形式的合理性的“纯粹的”定义中来说，并不完全是摆脱价值的。在这个基础上，形式的和物质的（或实质的）合理性之间的矛盾，得到了发展，这两个方面的较显著一面是技术理性对于所有外在的物质性评价的“中立性”。这种中立性反过来使韦伯有可能接受具体化了的民族利益和它的政治权力，把它们作为决定技术理性的价值。
 
技术理性这个概念本身可能是意识形态的。不仅是技术的应用，而且技术本身，就是（对自然和人的）统治——有计划的、科学的、可靠的、慎重的控制。统治的特殊目的和利益并不是“随后”或外在地强加于技术的，它们进入了技术机构的建构本身。技术总是一种历史-社会的工程：一个社会和它的统治利益打算对人和物所做的事情都在它里面设计着。这样一个统治“目的”是“实质的”，并且在这个范围内它属于技术理性的形式。
 
韦伯抽取了这些不可避免的社会材料。我们在对资本主义理性的分析中，已经强调了这种抽象的正当性：就这种抽象显示了资本主义合理性本身对人的抽象化和对人的需要“漠不关心”的这一点看，这种抽象成了对这种理性的批判。在这种漠不关心中，资本主义合理性成了更有成果和效力的、深思熟虑的、以及有计划的，它建立了“奴役的外壳”，为它提供装备（颇为豪华的），并且使它普遍化。韦伯的抽象充满着如此众多的材料，以致它宣告了对合理的交换社会的理性进行判断。但是，在它的发展过程中，这个杜会倾向于消除它自己的物质前提：私人企业家不再是仅仅对自己负责的经济合理性的主体，而且，“自由劳动”也不再是在“饥饿的皮鞭”的威胁下得到强化的奴役。在其中一切都自由地和合理地进行的交换社会，已发展到经济的和政治的垄断控制。市场及其自由（它们的意识形态特征是马克斯·韦伯经常阐述的），现在已从属于有着惊人有效性的规则。在这一规则中，普遍利益显著地是由统治的特殊利益所塑造的。具体化被消除了，但是以一种非常虚伪的方式消除的。与生产资料的分离（韦伯正确地从其中看到了一种技术上的必然性），转变成了全体职员对于它的精打细算的经理的服从。资本主义的形式合理性在电子计算机中庆祝自己的胜利。这种电子计算机计算一切，而不问目的为何；它被作为一种政治操作的强大工具而投入使用，它可靠地计算着赢利和亏损的机会，包括计算在同样经过计算的和顺从的人们同意下，去毁灭整个机会。群众民主甚至在经济和科学之内也成了公民投票的公民：群众自己选举引导他们进入奴役外壳之中去的领袖。
 
但是，如果技术理性这样表现出自己是政治理性，那么这仅仅是因为这一技术理性和这一政治理性在一开始就被局限在统治的特殊利益之内的缘故。政治理性、技术理性是历史性的，如果与生产资料的分离是技术的必然性，那么它所组织的奴役则不是。在它自己进展的基础之上，即在生产的和可靠的机器化的基础之上，这种分离包含着一种性质上不同的合理性的潜在性。在这种潜在性中，与生产资料的分离成为人与社会必要劳动的分离。这种劳动的无目的性将不再是“自相矛盾的”，也不会管理自动化的生产。形式的和实质的有目的性也不再是“自相矛盾的”，而形式理性也不会漠不关心地流行于人们中间和之上。因为作为“凝固的精神”，机器不是中性的，技术理性是统治着一个特定的社会的社会理性，并且可以在它的结构中得到改变。作为技术理性，它可以成为解放的技术。
 
在马克斯·韦伯看来，这种可能性只是空想。今天看来似乎他是正确的。但是，如果当代工业社会打败并且战胜了它自己的潜在性，那么这种胜利就不再是马克斯·韦伯的资产阶级理性的胜利。要在正在被建构起来的更加稳固的“奴役的外壳”中看到理性是十分困难的。或者，是否马克斯·韦伯的理性概念中已经存在着只能理解不能否认的讽刺的反话？他是否在利用一切机会说：你们把这叫做“理性”吗？
 
*本文选自马尔库塞《现代文明与人的困境》第75-109页，李小兵译，上海三联书店，1989年。

**封面图为男、女、童工于德国某飞机零件加工厂的工作场景，该图片摄于1918年9月2日。[图源：encyclopedia.1914-1918-online.net]

〇编辑：Y.H.   〇排版：O泡
〇审核：多肉/悦怿
鸣谢
专题策划人：新阳（社会学在读博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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