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消失的牧师

三十多年前，8岁的蒂莫西·施伦茨（Timothy Schlenz）每周六都会在曼哈顿的一个教堂接受圣礼辅导。也是在那里，他受到了持续的性侵。

每到周末，蒂莫西的家人都会从新泽西开车到曼哈顿，送他去上东区的圣凯瑟琳锡耶纳教区（St. Catherineof Siena Parish）学习。据蒂莫西说，辅导他的牧师卡尔顿·琼斯（Carleton P. Jones），慢慢地诱导他，最终对他进行了猥亵。

后排左数第二：琼斯神父

前排右数第一：蒂莫西

1988年，蒂莫西·施伦茨在早晚弥撒间开始在圣凯瑟琳跟着琼斯神父学习。在他们的一次会议上，琼斯神父告诉他一个朋友得了癌症，"他知道如何检查癌症。"他说。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在这个话题下对蒂莫西进行了多次的触摸，经常是在牧师的私人宿舍里。

1989年3月，蒂莫西接受了忏悔圣事。在这次由琼斯神父监督的第一次告解中，蒂莫西向曾摸他的那个人告解了被摸的这件事。"万一这是罪，"施伦茨先生说。

第二年，当蒂莫西的弟弟约瑟要跟琼斯神父学习的时候，蒂莫西拒绝让约瑟单独跟他在一起。他从来没有向父母解释过为什么，也没有解释过自己发生了什么事。

几年后，施伦茨先生才明白那是性侵。他想起诉，但已经过了通常的诉讼时效。不过，去年，纽约州州长科莫通过了《儿童受害者法案》，允许受害者不管虐待或性侵行为发生了多久，都可以对施虐者提起民事诉讼的特别申。申请的事件最初为一年，之后又因新冠疫情，延长至2021年8月14日。

这给了蒂莫西一个机会。

2019年8月，他对琼斯神父和多米尼克修会圣约瑟夫修道省发起法律诉讼。但就在诉讼两个月前，该宗教教团在他们自己的内部调查后，已经确认琼斯神父无罪。

纽约大主教管区一直是罗马天主教会努力使报告和调查神职人员性侵事件更加透明的一个主要力量。但是，琼斯神父是一名修会牧师（order priest），并不向纽约大主教管区汇报，这意味着是由多米尼克修会——而不是纽约大主教区——负责从2018年底开始的对琼斯神父的调查。

教团有他们自己的调查程序，而那通常是私下且模糊的。

所以，在多米尼克修会清除了琼斯神父的罪名之后，在对他提起《儿童受害者法案》相关诉讼之前，他就消失不见了。

一堵秘密的墙

去年秋天，施伦茨先生的案件进入质证环节。

琼斯神父的律师约瑟夫·迪阿凡佐（Joseph D'Avanzo）拒绝讨论神父的下落，并否认了所有的指控。

各方多次与多米尼克修会教团领导人谈话的要求，也都被拒绝了。

仅在本月（2021年2月）的一封电子邮件中，多米尼克修会负责儿童保护的阿尔伯特·杜根（Albert Duggan）牧师对《纽约时报》的要求做出了回应。他写道："因为这涉及到诉讼中的事项，修会省目前无法做出任何评论"。

"宗教教团牧师罪犯在全球范围流动是最大的不为人知的丑闻，"杰夫·安德森（Jeff Anderson）说。安德森律师专门处理神职人员性侵案件，这包括几起涉及宗教教团牧师的案件，而这些案件都是根据《儿童受害者法案》于最近提出的。

安德森律师的一个更引人注目的儿童受害者法案案件涉及牧师布鲁斯·里特（ Bruce Ritter），现已去世的方济会圣约屋（ Covenant House）的创始人，这是曼哈顿一家帮助无家可归青年的非营利组织。安德森先生的委托人之一达里尔·巴赛尔（Darryl Bassile）说，当他在20世纪70年代住在圣约屋时，里特神父对他进行了性侵犯。1990年，里特神父因多次性性侵和经济指控而被迫离开了他所在的组织。

1988年，纽约市长埃德·科赫（Ed Koch）与圣约屋创始人布鲁斯·里特（Rev. Bruce Ritter）一起在圣约大厦举行了奉献礼。

但他从未被解除职务，也从未被提起刑事指控。方济会采取的最极端的行动是要求他接受心理辅导。据当时方济会的负责人说，他拒绝了，选择在1991年 "在美国和罗马的方济会上级的祝福下，主动辞去职务"。然后，他加入了一个海外教区，并一直担任牧师，直到1999年去世。

"你进入这个盟约家庭，他们就承诺终身支持你，"与安德森先生一起工作的前天主教牧师帕特里克·沃尔说。"因此，它就像一个救生筏。而且他们不会把任何人推下去。"

"但我们已经在南美和非洲发现了一些犯罪嫌疑人。"安德森律师说。

目前，已经有464起针对牧师的《儿童受害者法案》案件，其中有近三分之一的案件涉及宗教教团，包括多米尼克修会、方济会以及救赎主会。这些教团都是得到梵蒂冈批准的自治组织，它们独立运作，有各自的等级制度和协议。尽管如此，它们仍经常派牧师去教区教堂工作，1980年代琼斯神父被派驻圣凯瑟琳教区，就是这种情况。

对于那些不熟悉天主教的人来说，教区是天主教会内的一个教会区，由地理边界界定，并由地区主教监督，向上向教皇报告。另一方面，教团则没有地理上的限制；其成员在世界各地的社区工作，包括在教区教堂工作。

这就意味着，驻扎在这些教堂的教团牧师基本上是作为独立的“承包商”发挥作用，而主教对他们没有控制权。只有在非常极端的情况下，教皇才会干预宗教教团的事务。教团自己处理自己的调查，在外人看来，这些调查可能显得混乱、秘密且耗时。

一个长达25年的性侵案

上世纪80年代，来自曼哈顿下东区的克里斯汀·里昂斯（Christine Lyons）一直将杰克·肯宁顿（Jack Kennington）牧师视为家人。作为单身母亲的克里斯汀是，经常请“杰克叔叔”照顾她的两个孩子。

直到1989年，克里斯汀的女儿布里奇特·里昂斯（Bridget Lyons）拒绝邀请“杰克叔叔”参加她的高中毕业典礼时，克里斯汀才知道牧师对自己女儿的性侵行为。

布里奇特·里昂斯说，从1984年到1987年，她和弟弟曾在纽约和佛罗里达受到救赎会肯宁顿牧师的性侵。

1994年，她和弟弟布伦丹·里昂斯（ Brendan Lyons）指控杰克·肯宁顿牧师性侵他们。然而，由于诉讼时效的原因，只有她的弟弟里昂斯先生能够进行诉讼。

布伦丹·里昂斯（ Brendan Lyons）

2001年，该诉讼以未披露的金额达成和解（布里奇特被排除在外），然而，肯宁顿神父从未承认有罪。

在和解之前，肯宁顿神父在一份证词中承认与两个孩子玩脱衣扑克，直到一丝不挂，在将孩子们放到床上之前，他还会给他们做色情按摩。

在性侵案发生后的25年，由于新的《儿童受害者法》，里昂斯女士才有机会再次对肯宁顿神父提起诉讼。现在她正与她的律师安德森先生合作，但肯宁顿神父仍然是该教派地位不低的牧师，并仍然住在布鲁克林的救赎会的住所。

一个长达25年的性侵案

致电该住所以及救赎主会的通讯办公室，均未得到回复。

发生在蒂莫西身上的另一桩性侵事件

自从琼斯神父被多米尼克修会免罪后，他的行踪一直是个谜。打给罗马教团最高办公室的电话，都被转回给纽约市的前任省长（地区领导人）肯尼思·莱托伊尔（Kenneth Letoile）牧师，也就是为琼斯神父洗脱罪名的人，他从未回应多次的采访要求。

1990年约瑟第一次领圣餐后，琼斯神父被调离。10岁的蒂莫西从那时起开始看心理医生，医生告诉他的父母，蒂莫西有抑郁症。

直到蒂莫西结婚成家后，他都不明白为什么一些不知是什么的抽象的支离破碎的图像一直困扰着他。直到2013年，当他的弟弟问他是否还记得在曼哈顿和琼斯神父一起学习时，他脑中的这一切才开始变得清晰起来。

蒂莫西·施伦茨（Timothy Schlenz）

在接下来的几年里，蒂莫西接受了密集的治疗，在那里，他还唤醒了更早的记忆，在他遇到琼斯神父之前的几年，他还曾被纽瓦克的一位天主教牧师大卫·恩斯特（David Ernst）性侵。恩斯特案是包括施伦茨先生在内的广受关注的集体诉讼案的一部分，于2018年和解（纽瓦克大主教区承认了错误行为，并将1988年就已经去世的恩斯特神父加入其要被指控的神职人员名单）。

但是，当涉及到琼斯神父和多米尼克修会时，施伦茨先生就会感到孤立无援。

2018年底，施伦茨先生向另一位多米尼克修会的神父讲述了他的记忆，这位名为肯尼思·莱托伊尔的神父向教团报告了这一投诉。琼斯神父被行政放假，并启动了内部调查，2019年6月，肯尼思·莱托伊尔神父写了封信，为琼斯神父开脱了罪责。

信中说："指控没有半点真实性"。他建议 "公开恢复琼斯神父的服事"。声明之后是琼斯神父的说明。"我试着记得为我的指控者祈祷，"他写道，"并献上我被赋予的苦难，为基督徒的罪孽和教会的净化作补偿。"

然后，琼斯神父就消失了。最近施伦茨案的法庭文件将他列为了纽约居民。

几年来，纽约大主教区为性侵幸存者提供了独立的和解和赔偿方案。但对于宗教教团牧师的受害者来说，无法通过这样的基金进行赔偿。

"宗教教团有自己的政策和程序来应对性侵指控，"大主教区通讯主任约瑟夫·茨威灵（Joseph Zwilling）说。

对于蒂莫西·施伦茨以及其他指控宗教教团牧师性侵的人来说，《儿童受害者法案》就是他们唯一的求助途径。

参议员布拉德·霍伊尔曼（Brad Hoylman）说： “《儿童受害者法》允许3,000多名勇敢的幸存者挺身而出寻求正义。最值得称赞的是对儿童遭受性虐待的无所畏惧的幸存者们，他们勇敢地分享了他们的个人故事，以便更多的纽约人有机会追究他们的施虐者和庇护他们的机构。”

国会议员Linda B. Rosenthal说： “由于《儿童受害者法》的回溯期再延长一年，儿童性虐待的幸存者可以松一口气。在争取通过该法13年之久后，许多人担心COVID-19大流行和法院关闭意味着他们寻求正义的机会已经耗尽，我感谢州长将该法案签署为法律。”

《儿童受害者法》摘要：

• 增加这些犯罪的人可能被追究刑事责任的时间；

• 允许这些罪行的受害者在55岁之前的任何时候提起民事诉讼；

• 通过打开为期一年的期限（现已延长至两年），使试图对先前受到时间限制的索赔的公共和私人机构提起诉讼的幸存者有机会在法庭上进行诉讼；

• 消除了针对未成年人的性犯罪提起索赔通知的必要；

• 需要就涉及未成年人性虐待的罪行进行司法培训；

• 授权法院管理办公室发布规则和条例，以适时裁定已采取的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