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蜀：“双枪老太婆”的命运
1959年3月5日，中国青年出版社召开《在烈火中永生》座谈会以后，编辑张羽去西南、西北地区组稿，到了重庆。他回忆说：
我去重庆的目的，除了组织革命回忆录和传记稿以外，主要是向《在烈火中永生》的作者汇报作品在读者中的影响，以及读者的要求，同作者进一步交流思想，交换意见；同时，受二编室委托，顺便向他们了解一下关于小说《禁》（指罗广斌等三位作者正在撰写的长篇小说《禁锢的世界》，即《红岩》初稿）的写作进度。另外就是向陈联诗同志催要她的回忆录。
我于1959年4月11日晚抵达重庆，住在重庆团市委。听说罗广斌、杨益言已从2月起，由重庆市委批准，得到三个月的创作假，现在正在埋头创作。次日清晨，我到他们的住处去访问，看到罗、杨二人正关在楼房尽头的一间狭长房间里紧张地工作。他们把已写好的章节给我看。……
下午，我到重庆文联访问了陈联诗同志。这位饱经风霜、面容憔悴的传奇人物在会客室里彬彬有礼地接待了我。她把她写的20万字的回忆录交给了我。晚上，我和罗广斌谈起陈联诗的回忆录，引起了他的强烈兴趣。他要我迟半天寄往北京，让他当晚先翻阅一下。罗广斌后来在信中告诉我，陈联诗就是他在小说中创造的双枪老太婆的原型。回想起来，这位面庞清癯，看上去质朴、文弱的老人，原来竟是当年华蓥山地区神出鬼没、威震敌胆的中华英杰。
张羽不知道，罗广斌此前已经认识陈联诗。罗广斌从白公馆脱险后到介中公寓登记时，陈联诗全家都在那里张罗着接待脱险同志。不过罗广斌当时未及与陈联诗深谈。
1954年，刘德彬已经调到重庆市总工会的教育工会任副主席。一天，刘德彬去找住在青年路体育馆的罗广斌，约他一起去看望陈联诗，刘德彬兴致勃勃地对罗广斌讲，陈联诗会打双枪，十年内战时期当过华蓥山游击队的负责人。罗广斌听了很感兴趣，跟刘德彬去到附近的新民街3号西南文联机关。他们去时，陈联诗正在作画，满屋都挂着她画的工笔重彩中国画。罗广斌问起其中一幅《姜太公稳坐钓鱼台》的意思，陈联诗便给他们讲了当年在华蓥山游击队中的一些惊险经历。她讲的有些细节，有些语言，如“剩下孤儿寡母也要闹革命”，后来被用到了小说《红岩》中。
当张羽见到陈联诗的时候，这位“面容憔悴”的老地下党员早已在1952年6月16日就被强迫“退党”了。
陈联诗，四川岳池县人。参与了华蓥山区从1926年到1948年的三次武装斗争。1935年，她的丈夫、华蓥山游击队主要领导人廖玉璧牺牲，她带着两个孩子闹革命，直至中共夺取政权。在参加中共领导下长期艰苦的暴力革命中，她的家族中出了八位中共地下党员，死了四个亲人，其中有两位革命烈士。
中共执政后，陈联诗先在脱险同志联络处收容脱险人员，随后她将一些烈士家属组织起来，借了几台缝纫机，办了个缝纫社，让烈士家属们能够自食其力，生产自救，不给政府增加负担。以后，这个缝纫社逐渐扩大，为进军西藏和“抗美援朝”的部队组织生产了大量的军需物资，成为重庆市妇联生产部的主要生产企业，妇联以它为样板，在失业人口聚集的重庆城组织了好几万妇女，掀起了一个轰轰烈烈的生产高潮。陈联诗因此被任命为重庆市妇联生产部副部长。
然而，从解放区来的军队干部与原在国民党统治区苦斗的“地下党”之间的矛盾，开始出现了。中共四川省委党史研究室离休干部杨世元在一篇回忆党史专家胡康民的文章里写道：
1949年解放大军入川之后，各地都会出现这样的场面：会师，即原在本地奋斗的地下党和解放大军（公开的共产党）会师。而尤为激动人心的，是地下党员和游击队员中，还有些长年在敌垒中战斗，时已须发斑白的老同志，如德高望重的李筱亭、张秀熟、刘孟伉、邓劼刚、李嘉仲等老人，以及陈联诗、雷晓晖等老大姐。
当会师后的热浪涌过，如何看待和对待这些老同志，就使负责构建新政权的领导同志和组织部门的干部挠头了。
首先，这些老同志的资历深，多数人在大革命时代就引领风云，是和刘伯承司令员、王维舟副司令员等同辈并先后入党的老革命家，但他们长期没有条件过组织生活，几十年来一直是以社会活动方式影响群众，推进革命。虽然在解放后脱了长衫，穿上了新发的干部服，所表现出来的言谈举止，思想作派，仍然像社会上的名流贤达，与党政领导机关正在构建中的上下关系、请示报告等程式氛围，不免枘凿。因此在对他们的安排上，也就低不成，高也似乎不成。
其次，他们都是因信念而矢志革命的知识分子。他们有的人在前清时就是秀才，普遍受过儒学熏陶，讲求士气。辛亥革命中，信奉过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五四运动中，无不是“德先生”、“赛先生”的信徒。在各种社会思潮随着新文化运动向国门涌进之后，他们读华盛顿传，读克鲁泡特金的书，崇奉过欧美的民主共和制度，也信奉过安那其主义、社会民主主义。经过比较，经过实践，经过多次受挫后的总结、反思，最后才接受了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一当坚定了政治信念，他们就百折不挠，既是马列主义的播火者，也是不管遇到怎样的艰难险阻，始终不变其节操的忠贞革命者。然而在进入新生革命政权之后，他们却显得有些思想芜杂，不仅缺乏那时革命队伍中所要求的政治词汇，还时不时地流露出自由民主观念和狷介气，这也不能不使强调组织纪律的首长暗皱眉头。
再其次，他们有相当高的社会地位和社会声誉，有广泛的社会联系，门生故旧遍蜀中。这是他们为中国共产党工作，特别是为统一战线工作，能得到顺利推演的基础，也是在形势逆转时，能得到成功隐蔽的必要条件。但在政权更迭之后，他们原有的那些社会关系，有不少就成了革命对象。特别是从清匪反霸到土地改革期间，各级部门都要向新参加革命的人打招呼，要他们站稳立场，划清界限，过好土地革命关。从又团结又斗争的统一战线工作来说，那时更侧重于斗争一面。可这些老同志却转弯不快。他们像那些长期坚持“三勤”原则已成积习的地下党员一样，待人温厚，很重友谊。也就难免使得那时的政治部门、组织部门认为他们社会关系复杂，立场不鲜明，甚至是敌情观念薄弱……
如此等等。
于是一个带贬义的看法就出来了：“党内的高级民主人士”。再通俗化地翻译一下，就是“长衫子党员”。
这可不是新参加革命者的幼稚之见，持这样看法的还有一辈子戎马倥偬、这时正总揽着新区军政要务的首长。军管期中，强调办事效率，令行禁止，这不无偏见的看法传下来，就成了不无偏向的政策性意见：对这些老同志作“高级民主人士”来安排。可他们并非民主人士而是中共党员，而且是入党多年的老党员！下面贯彻的人自有“消化”之法：抹——抹短，抹淡，抹煞。抹短，就是党龄从有确证的时段作承认，而这些老同志在国统区的斗争是一二十年，随着形势起伏，组织破坏，联系中断的事也就多有，但要找不到文书档案和直接当事人，党内经历就要虚化，党籍也就得不到如实承认了。抹淡，则与抹短异曲而同工。这些老同志都有很深的学术修养，单从“不食周粟”——也就是在革命低潮期，他们不去国民党的机关任职，而是靠自己教书行医，卖画鬻字，自维生计。同时还帮助身旁难友，这已很是难得。如果历史地看，他们各个时段上都有立功、立德、立言的表现，他们杖及履及之处，都像围棋之局产生“气场”一样，会影响到一大批人。他们出生入死的特殊战斗，不仅经得住检验，甚至还称得起是地方党组织各个历史时期的见证。但要一加淡化，他们的丹心就记载不入档册，他们的殊功也就难以得到相应评价，只能传奇故事般地在民间流传了。再至于抹煞，就是在作了荣誉性的挂靠性安排后，迳予“劝退”，让这些老同志“自动放弃”视为比生命还重要的党籍。
于是，对陈联诗先是进行“批评帮助”，然后升级为“批判斗争”，由专案组给她炮制的材料，把“问题”说得越来越严重，甚至让人看了会以为她是个“反革命”。组织上动员安排了各色人等来向她做工作，要她“自愿”退党。陈联诗坚决不答应。最后，组织部门向她发出最后通牒：“这是组织决定，你同意也得退，不同意也得退。退党后以后还可以争取重新入党，否则就开除党籍，开除公职，今后一切生活和工作党都不管。”
亲戚朋友们得知后，都吓坏了，走马灯似地来劝说她：不妨先退一步，再图后计，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陈联诗的外孙女林雪写道：
陈联诗被停职反省，“组织上”动员她身边所有的人去做工作。陈联诗拒绝所有的“工作”，还对前来“说服”自己的儿女大为光火。可是最后，她不得不屈服在“党组织的决定”之下。在陈联诗遗存的那些底稿中，有一份三百来字的“退党申请书”。在这份底稿和以后写的许多“入党申请书”中，陈联诗很明确地表明她对于要自己退党的问题一直想不通。她认为自己为了党，一生倾家荡产，出生入死，不但献出了亲人的生命，连亲戚朋友都受到牵连。现在革命胜利了，自己又没有犯什么大的错误，党却把我一脚踢开，对于那些不实之辞，不听我的任何辩解……她很明确地认为这是妇联主任和生产部长在有计划地“整人”。现在，只是因为上面派来的某某某和某某同志解释“这是组织上的决定”，是“为了维持党的尊严和纯洁”，所以自己同意退党，并且根据党组织“以后可以重新入党”的承诺，希望能在自己改正之后，重新回到党的怀抱。
陈联诗被逼得无路可走，只好含泪写了份不满两百字的“退党申请书”，说自己作为一个共产党员，现在只有服从组织决定。经办的干部看出了其中的情绪，瞒着她前后改了三次才算过关。这个所谓的“申请书”，1958年才被陈联诗在偶然的情况下看到，她立即又向上级写了说明，对于其中的说法坚决否认。
当时认定陈联诗必须退党的重庆市委书记张霖之，后来却在煤炭工业部部长任上，被点名指斥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以后张霖之在文化大革命中惨遭批斗、毒打，含冤惨死。
陈联诗几经辗转，病体缠身，因得到西南文联副主席邵子南的关照，才被调到西南文联美术家协会。这以后，她才得以静下心来，写了自己的长篇回忆录。
1960年，陈联诗因患恶性淋巴癌住进了医院。文联组织班子，对她的回忆录进行了最后的抢救。
1960年7月21日，陈联诗让人代她写下了最后的一份“入党申请书”——第四十二份入党申请书。第二天即带着深深的遗憾告别人世。
1982年，中共重庆市委召开抗日战争时期党史座谈会，在许多原地下党老同志的要求和督促下，经过陈联诗女婿林向北申请，组织上正式做出结论：取消一切不实之词，恢复陈联诗的党籍，党龄从1928年算起。
陈联诗有关当年从事武装斗争的回忆稿，给罗广斌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启发他在小说《红岩》中塑造了一个“双枪老太婆”，成为这部小说吸引读者的一个亮点。
文革结束之后，小说《红岩》再版，八十年代再度掀起宣传热潮，出现了将另外的女性烈士或川东地下党人物附会为“双枪老太婆”原型的情况。为人忠厚的刘德彬十分气愤，给时任歌乐山烈士陵园编研室主任的孙丹年打去电话。他说：“双枪老太婆”的原型，只有陈联诗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