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鸿宾

1960年生于吉林长春。先后在北京大学历史系、中央民族大学历史系读书并获历史学学士、硕士、博士学位。现为中央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中国唐史学会、中国民族史学会、中国中外关系史学会等理事，中国长城学会常务理事兼副秘书长等。主要从事隋唐五代史、中古民族关系史（含长城学）等领域的研究。

摘要：本文是对唐朝疆域•空间性质进行的专门研究。作者认为，疆域•空间这些原本自然地理的形貌之所以具有意义，与其说在于其自身，不如说是活跃其上的人群，尤其以国家政权为主建形式的政治体所内涵的价值。人群的活动只有进入国家政权的建设层面，疆域、空间才有了备受关注的意涵。就唐朝而言，其疆域的意义就体现在以汉人为核心的政治集团构建了以农耕区为中心，并向四周非农耕地带发展的势头之上。在此期间，尤以步入草原游牧地带构建的王朝所具有的超越以往农耕的单一限度形塑的混融欧亚大陆东部的南北特质而彰显于世。于此，作为沟通南北的长城地带亦由令原王朝范围内的边缘递升为中心，这至少构成了唐初50年王朝地域的基本特质。

关键词： 疆域  空间  国家政治体  博弈  活动场所  政治  内涵

我曾撰写《唐朝的南北兼跨及其限域》《有关“唐朝边疆问题”的若干思考》等文，就唐朝的疆域若干问题进行申论。因其范围所限，有诸多问题仍待阐明，此文拟在前文讨论的基础上就唐朝疆域前后衍变的特性做一概观式的归纳，以彰显我认识中疆域或地理空间的映像。

今人对唐朝疆域的认识，多从主权国家的角度着眼，它强调的是确定而分明的疆界、公民权的保障与国家主权的维护，这是近代以来源自欧洲民族—国家进而影响全世界的范式。以它的标准来讨论唐朝不但不合适，还会造成误解。唐朝是典型的王朝国家，与民族—国家的模式迥然有别，它的疆域问题应当置放在那个特定的语境下去理解，这是我一再强调的。那么，我们是怎样理解这一问题的呢？

唐朝的建国始于李渊太原起兵，他在文臣武将的辅助下，矛头直指隋朝首都大兴城。占据都城就意味着占据者能够获得新王朝的法统地，这一标志性事件亦成为不同时代各路诸侯豪杰竞相争取的目标，如同秦末东方反秦势力的（名誉）为首者楚怀王就曾与项羽、刘邦诸辈相约“先破秦入咸阳者王之”，那意思很明显：只有占据关中的都城，才能推翻秦朝并取而代之。

李渊与其竞争者们建立王朝的方式，都是通过构建一支稳固的统治集团、占据一个稳定的地区（通常以都城为核心），以此角逐争战、竞相扩展而实现的，毛汉光将其归纳为核心区与核心集团之模式。竞争沿承的规则是“胜者王侯败者贼”，李渊最终成功了。

618年李渊即位，标志着新王朝的开始。唐朝面临的任务就是征服与自己抗衡的对手或招降那些反隋势力，一旦将他们纳入麾下，就意味着唐本土形势的安稳和缓，这正是唐廷合法性统治的诉求。这里的“本土”是指农耕地区，这是汉人王朝建立统治的地缘基础。倘若王朝实力未逮且观念保守，那么农耕地域的边缘就成为王朝追求的“极限”了。秦始皇向以宏图远大著称，他稳定中原农耕地域后试图再向草原拓展，但遭遇游牧势力的抗衡而终止于长城的构筑，这表明：向北部的拓展已经超过了它的能力，真正打破农耕限域的汉人为主体的王朝，则是唐朝。

唐之所以能够取得突破，首先是它秉承了隋朝建国近40年的大一统基础。隋朝留给唐的重要遗产，就是对王朝一统化地位的追求。从唐太宗口口声声要吸取隋亡之教训而他仍旧延续炀帝征伐高丽、进取东北的行为上，可以清楚地看到他对一统化合法地位的诉求意愿，这就是先秦时期“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延续。这也是华夏统治集团普遍的思想观念，一旦条件具备，他们就将观念变成行动。与此对应，唐朝宗室的鲜卑拓跋血脉及其文化传统，也是促使他们突破进入草原的另一思想和观念。此种路径在北魏分裂为东、西魏之后尤其体现在宇文泰纠合各路诸侯和权贵组建关陇集团以抗衡东魏—北齐的追求中，并由此构建了此后的隋唐王朝政权，这也是学界流行的唐朝“拓跋国家”的根基所在。

这两个因素是唐朝建构超越农耕王朝的基本动因。我想说明的是，630年征服东突厥之后又相继征服西突厥的举动，都能证明（汉人为主体的统治集团）唐朝统辖范围的扩展，已经超出了汉人王朝的限域，这既没有先例，也无后来者。这个时期的唐朝，除了将北部突厥势力纳入朝廷的控制下以及铁勒诸部主动投附外，它又出兵东北征服高丽，派兵深入西域腹地建立军政系统，进而囊括了东、北、西诸外围地带；其时吐蕃、吐谷浑等西部势力亦相继遣使长安向朝廷进奉。这一系列的行动表明：含括农耕外围广远地带、农牧交相混杂的诸民族构建的雄盛王朝，终于形成了。

但是，兼跨农耕、草原的一统化局面，随着吐蕃势力的崛起并向唐展开进攻，特别是东突厥24州县的起兵叛乱导致的重新复国而遭到破坏。如果从630年唐征服东突厥算起，至680年左右东突厥复兴，前后不过50年。此后的唐朝，遭受周边各种势力的抗衡而终于以外重内轻的节度使御边的体系代替了初始的内重外轻方略。安史之乱以后的王朝，其地域与人群的有效治理，又局促于农耕、汉人的主体范围之中。唐朝合法地位的丧失，正是在这个领域内实现的。这说明什么问题呢？

我在此前的研究中曾经说过：就汉式王朝而言，它的地域与人群，大体是由中原内地与周边外围、汉人居中与非汉人守边的格局而形成的。当王朝的实力雄强之时，它就能建立超越中原、汉人以外包括周边广远地带和众多民族的巨型王朝；然而当它削弱之际，周边地区和各民族势力也能反过头来向中原挺进和施压，王朝遂萎缩并局限于农耕内地。一旦中原核心腹地及其汉人群体不再以王朝为合法依托而掀起反抗，王朝的命运就此告终。唐朝的整体历程，就体现在这三个面向之中。所谓囊括农耕、草原并以皇帝、“天可汗”集于一身为标识的唐太宗统领下的帝国，正是其经济和军事实力发展到了足以支撑其构建“天下”政治的程度，才有太宗兼跨长城南北王朝局面的出现。然而随着吐蕃的崛起扩大、东突厥帝国的复兴，他们分别从西南和北方挤压唐朝，契丹等周边势力亦叛服无常，唐朝的“盛世”局面频遭到威胁和挫折，安禄山随后掀起的叛乱则彻底改变了唐廷强势拓展的劲头，此后的朝廷被迫周旋于长安与各地藩镇的权力博弈之中。这个时代的唐朝，基本处于朝廷与周边外围势力攻守相兼的纠缠之内，而周边势力的挺进迫使唐朝回缩，则是这一阶段的明显特征。黄巢起兵反唐之后的历史，亦走上了节度使武力支配并取代朝廷法统的道路：唐朝的合法地位最终被剥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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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本文经作者授权，文章刊登于《民族史研究》2016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