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3至19世纪，西方人通过关于蒙古的文字记述及地图认知两个途径，从族称、地理、人群形象三个角度逐渐加深对蒙古的认识。蒙古的族称被从鞑靼中明析出来，蒙古的方位从大致概述性的确定变成经纬度下精准定位，蒙古的人群形象逐渐清晰真实。西方人关于蒙古的知识初显脉络，西方人的蒙古观念渐趋成型。 

关键字：西方人  蒙古  族称  地理 人群形象  观念

西方人眼中的蒙古属中外文化交流史及观念史的研究范畴，以西欧基督教世界为主的西方与蒙古的交流联系是这一研究展开的基础。随着蒙古的西征，西方人有了对蒙古的最初认知。之后，在奥斯曼帝国阻断东西方的世纪里，西方对蒙古茫然无知。16至18世纪，入华耶稣会士逐渐加深了对蒙古的认识，重启了西方人对蒙古的认知，使西方人眼中的蒙古观念由模糊渐趋清晰。西方人对蒙古的认知，主要通过文字记述及地图认知两个途径，而族称、地理、人群形象等三方面则是这种认知的主线。历经蒙元、明末清初、康熙三个时期，西方人关于蒙古的知识初显脉络，西方人关于蒙古的观念渐趋成型。

13至14世纪是蒙古帝国崛起并征服世界的时代。这一时期，西方人首次到达蒙古地区，并对蒙古的族称、地理、人群形象形成了初步认识。

西方关于蒙古的记载，最早出现于13世纪20年代。多名我会士尤里安有关蒙古人1235年、1237年西征欧洲东部的报告，是西方有关蒙古人最早的文字材料之一，在其拉丁文报告里，使用了“鞑靼”（Tartar）一词代指蒙古人的族称。肩负着传教和与蒙古人结盟使命，分别于1246年、1253年到达蒙古的方济各会士柏朗嘉宾、鲁布鲁克，是可考文献中最早到达蒙古的西方人。虽然他们的使命未能完成，但留下了关于蒙古的详细著述《Libellus Historicus》、《Itinerary》，即《柏朗嘉宾蒙古行纪》、《鲁布鲁克东行纪》。此后，还有不少身份不同的西方人到过蒙古，他们留传至今的有关蒙古的著述有《海屯行纪》、《马可·波罗游记》以及方济各会士约翰·孟德高维诺、鄂多立克、约翰·马黎诺利等关于蒙古的记述。

上述传教士及旅行者记述的蒙古见闻，形成了西方人对蒙古族称、地理、人群形象的初步认识。

首先，以鞑靼（Tartary、Tartar）概念指称蒙古地区和蒙古族群。受拉丁文tartarus一词及tartare讹写的影响，与塔塔儿（Tatar）有密切语音学联系的鞑靼（Tartary、Tartar）一词，最终以亚洲中部草原的蒙古帝国及蒙古族群的含义被确定下来。尽管这一时期，欧洲也有关于蒙古的其他别名，如：“mongali” 、“mongul”，但以鞑靼指代蒙古仍是中世纪欧洲的主流。

其次，西方人对蒙古的方位及地理景观有了初步的认知。这种认知来源于游记中对蒙古区位概述性的确定。鲁布鲁克认为蒙古“从多瑙河延伸至日出之地”。柏朗嘉宾给出了蒙古大体方位及四至，指出蒙古在欧洲“东方偏北的地方”，“契丹人（Kitai）以及肃良哈人（Solangi）地区均位于其东部，南部是萨拉森人（Sarrasins）栖身地，在西部和南部之间是畏兀儿人（Huiur）疆域，西部是乃蛮人（Naiman）的省份，该地区的北部由海洋所环包”。西方人对蒙古地理景观的认识，只是对其地域辽阔、土地贫瘠、环境恶劣的笼统印象，尚难以构成一幅完整的图景。

再次，通过对蒙古人的体貌特征、生活方式、性格特点、信仰的描述，西方人对蒙古人有了一个大体的形象认知。根据记述，蒙古人都是中等身材，长有小脚，“他们头大，脖子短，胸部很宽，胳膊长，腿短，他们的力气大的惊人”，“双目之间和颧颊之间的距离要比其他民族宽阔”，“颧骨格外突出，鼻子扁而小，眼睛也很小，眼睛上翻与眉毛相连结”，尤为可贵的是柏朗嘉宾与鲁布鲁克都详细记述了蒙古男子的髡发，使欧洲确立了辨识蒙古人形象的显著外在标志；蒙古人过着茹毛饮血、野蛮可怕的生活，“他们不加区别地吃一切死去的动物”；蒙古人有着对环境超强的耐受与适应力、友好团结、不存在偷盗行为等品质，也有暴躁易怒、狡猾欺诈、贪婪吝啬、傲慢粗暴、蔑视一切人等性格。蒙古人都信仰万物有灵的萨满教，“他们崇拜和敬仰太阳、月亮、火和水，甚至还包括土地。他们每天用最早的第一份饭菜和饮料来供奉他们，而且最喜欢在清晨吃饭甚至饮用东西之前举行”。长生天是蒙古人最高的信仰，“鞑靼人只信仰惟一的一尊神，它是人世间可见和不可见之万物的缔造者，他们认为它是人世间福祸的主宰者”。

来到遥远陌生的蒙古地区的西方人，初步认识了这个叫“鞑靼”的民族。文化差异使其震惊于蒙古的人和事，西方人以其道德标准对蒙古人的性格进行了判断，为其文化认同的即为优秀品质，反之则为“坏的”品格；在西方人的认识里，蒙古人“坏的”品格远远多于优秀品质；西方人从游记中翔实的资料里确定了蒙古人是信仰偶像的异教徒。

16至17世纪，西方国家藉地理大发现与资本主义兴起急切地向东方扩展，以耶稣会士为主的传教士随之东来。入华耶稣会士通过中文文献、地图等渠道间接获得了蒙古的信息，并传回欧洲。在中断了两个世纪后，西方再次获得了关于蒙古的“新知识”。

（一）入华耶稣会士的地图及著述

明末清初，共有近两百名耶稣会士入华，其中76人进入北京。耶稣会士主导了西方人对中国的认知。在他们的地图及著述中，蒙古作为明朝的“他者”出现并被明晰确认。

耶稣会士入华后，根据中西方资料绘制了两类地图，一类是为中国所绘制的世界地图，另一类是为欧洲所绘制的中国地图。前者主要有利玛窦的《坤舆万国全图》、艾儒略的《职方外纪》、毕方济的《世界地图》、杨玛诺、龙华民所作的地球仪、南怀仁的《坤舆全图》等。后者有利玛窦描绘的中国地图，1656年由法国皇家地理学家尼可拉•桑森•阿贝维尔首次印行；曾德昭的中国地图，1655年作为其《中华帝国志》英译本的附图在伦敦印行；卫匡国的《中国新地图集》于1655年在阿姆斯特丹出版；卜弥格的中国地图亦由阿贝维尔于1670年重印。在耶稣会士绘制的地图中，西方人对蒙古的认识逐渐深入，在地图中大致的确定了蒙古的位置。

在绘制地图的同时，耶稣会士也把其对蒙古的各种“新知识”写在著述中。

现在所能发现这一时期最早提到蒙古的耶稣会士资料是一封1555年发自远东的信，信中的一份书单“China ad Germaniam usque,vel saltem Tartaros diciturpertingere.Aiunt una exparte Germaniam usque pertingere,verum propter frigoris  vehementiam ea loca nulli hactenus sunt satis(quod sciam) explorata”（中国到日耳曼，间隔尚未探索且极度寒冷的鞑靼地）提到了鞑靼（Tartaros）。利玛窦的《基督教远征中国史》向西方首次确定了中国即是“契丹”，并且介绍了为防御“鞑靼”而修筑的长城。曾德昭的《大中国志》也介绍了长城以北的“鞑靼”，并分为东、西、北三个部分。卫匡国的《鞑靼战纪》反映了是时耶稣会士已经能明晰满洲与蒙古的区别，称为东、西“鞑靼”。鲁日满、聂仲迁在其《鞑靼中国史》、《中国历史》中也将“鞑靼”分为东、西两部分进行叙述。安文思在北京生活多年且掌握满语及蒙古语，著有《中国新史》，书中他对蒙古历史及语言等方面的认识更胜于前。汤若望、南怀仁也留下了关于东、西鞑靼的文字。这些著述是耶稣会士关于蒙古“新知识”的重要成果。

（二）西方人对蒙古的重新认识

16世纪至17世纪80年代，入华耶稣会士的大量地图和著述，使西方人对蒙古的认识更了进一步。

首先，确定了蒙古的大致区位。长城是西方人认识蒙古地理的重要参照坐标，在其北面即是“鞑靼和鞑靼地”。耶稣会士入华前，西方地图中的长城、“鞑靼”多根据传闻而绘，失实颇多。16世纪，长城及“鞑靼”在西方的地图中逐渐清晰。通过入华耶稣会士所绘的地图，西方人第一次确定了蒙古在世界的区位。在利玛窦的《坤舆万国全图》中，长城位于西起宁夏东到开平的北纬42°一线；位于长城以北的“鞑靼”的各种信息被标注出来，可以大致确认其地理上的边界四至，只是“鞑靼”区域内的山脉、水系有很大的误差。在卫匡国的《中国新地图集》中，明朝的北部边界长城在北纬40°一线，“鞑靼”位于长城以北；在“鞑靼”地区，有一从东北延伸至西南的带状沙漠，有简略的山脉、水系标注。由于这一时期没有耶稣会士能前往蒙古地区实地测量，地图中关于蒙古的区域仅能提供一种经纬线下抽象和概括的定位。尽管如此，这也是西方人对蒙古及亚洲空间认知的一个巨大进步。

其次，对蒙古与“鞑靼”进行了辨析。耶稣会士入华后，对蒙古认识逐渐深入。利玛窦概述性介绍了长城以外的游牧民族“鞑靼”。卫匡国明确区分了东、西“鞑靼”，“我把居住在北部著名的长城外的民族叫做鞑靼人”，“在这个名称下，不仅包括西部鞑靼，也包括我们欧洲至今不知道的东部鞑靼人”。他在前人的基础上真正的确认“西鞑靼”与成吉思汗一脉相承的渊源及其与帖木儿的联系，“古代西部鞑靼人在差不多征服全亚洲后，向中国发起战役，但这些事是在伟大帖木儿兰时代之前”。在南怀仁1680年以前的信札中，我们能看到他对长城外北方民族的认识已经很深刻了。在其记述中已经对蒙古的地理、历史、生活方式等都有所掌握，“包括全亚洲北部的鞑靼地被中国人分为东、西两部。两者的居民大多是放牧羊群等牲畜的游牧民，住在帐篷里。但西鞑靼比东鞑靼要强大的多，因为他们占据了北京省边境和蒙古、波斯及莫斯科诸地之间的土地；他们在圣路易士（Saint Lewis）时完全占领了这片土地”。这些辨析为耶稣会士对蒙古的直接实地考察作了前期准备，使西方人明确了“西鞑靼”即是蒙古。

Chinae, olim Sinarum regionis, nova descriptio. auctore Ludovico Georgio. Cum privilegio Imperatoris, Regis, & Brabantiae: ad decennium. 1584.

（1584年出版的巴布达（Barbuda）所著的奥特吕斯（Abraham Ortelius）地图册。彼时，地图上方是东方，左侧为南方，右侧为北方。右侧长城外是鞑靼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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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本文经作者授权，文章刊登于《内蒙古社会科学（汉文版）》2015年0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