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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口即将进入负增长时代,兼谈其深层挑战

BJ王明远 阜成门六号院 2022-05-08

我国最迟将从2024年起进入漫长的人口下降期,人口的负增长对我国未来的挑战将是多方面的,不仅体现在经济方面,也体现在国家安全、国际竞争等方面。


昨天(1月17日)国家统计局公布了2021年人口数据,显示年末全国人口14.1260亿,比上年末仅仅增加48万,人口自然增长率为0.34‰,创历史新低,我国人口净增长幅度甚至还不如非洲一个千万人口级别的小国。
这说明去年推出的“三孩政策”并没有收到期待的效果。这个政策刚出台时,经济学界抱有一片乐观情绪,笔者通过对我国台湾、日本、美国亚裔的新生儿孩次结构的分析,就在财新撰文(《三孩到底能增加多少新生人口》)指出,当下人口生育颓势,主要是人们的一胎生育意愿低,而不是三胎需求没有被满足,正像一些网友说的那样:“我没有买三辆劳斯莱斯并不是因为限购”。
因此,最重要的是让人们大胆生一胎,放心生二胎,三孩政策只能是起救济补充作用,顶多让我国每年多生40万,也就是说,仅仅使每年新出生人口增加3%,或者使得社会总体人口自然增长率增加万分之三,对于我们14亿人口规模的体量来说,杯水车薪。最近官方发布的最新人口数据,印证了这篇文章的判断。
最近十年,我国新增人口总体呈急剧下降趋势,其中2012年净增1006万,2018年减少到530万,2020年进一步减少到204万,而去年仅仅为48万。照这个趋势看,很可能今年、最迟到2024年中国人口就将进入负增长状态。
(1962年以来全国历年人口净增量走势图,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城市进化论)
做这个结论并非耸人听闻、哗众取宠,而是有数据在背后支撑的:从2010年“六普”到2020年“七普”,15-49岁育龄女性人口减少了4591万(这相当于美国育龄女性数量的60%),去年一年又减少约500万。按照每年新生儿总量与育龄女性总量比4.4%计算(过去五年育龄女性总量3.6亿左右,每年新出生人口1600万左右),这就意味着每年少出生22万人口。那么,即便不考虑社会生育意愿进一步降低,以及老龄化带来的死亡率增加的问题,我国最迟2024年将人口负增长;如果上述两个变量加入进来,可能2022年就实现人口负增长。
另外,社会经济的深层次变化,也使得生育率只能会进一步走低,而不是回弹:
1.现在人们的生育越来越是基于经济状况的理性判断,而不是以前那样受集体无意识或传统家庭伦理观驱使。通过对比过去10年的新生儿数据可以看出,生育率与经济增长率呈正相关性,2012年至2017年之间新经济增长带来的城市中产群体扩大,使得人口出生率出反弹,出现了二十多年未有的小高峰。很多人把这次生育高峰归结于二胎政策,其实城市中产阶层敢多生还是源于对经济形势向上的预判。而现在看,未来几年经济形势下行的概率会更大,家庭总收入有可能降低,因此,生育率也只会走低。
2.城市房价及教育成本高居不下,以及中产基层上升渠道狭窄等问题,造成人们生育意愿很低。以房价为例,我国目前房价收入比是全世界最高的,尤其是大城市已经达到畸形状态(北京、上海、广州中心城区房价收入比分别为41、32、28,而纽约、伦敦、东京中心城区分别为7、10、10),多生育一个孩子,就意味着以后要多买一套房子,对于一个收入不错的中产之家来讲,买一套房子尚且是负担,买两套或多套根本无法承受,这就意味着不敢多生孩子。
3.社会物质条件进步及城市化也会带来结婚和生育意愿降低。与我们文化背景相同的日本及“四小龙”的人口发展经验表明,人均GDP每增长一倍,出生率就会降低40%左右。中国大陆的表现也差不多,2012年到2020年,人均GDP几乎翻番,结婚人数也从1323万对下降到813万对,下降了40%左右,目前我国有4000万左右育龄女性未婚,这意味着每年至少少生数百万人。
总之,在未来两三年内,我国人口将达到历史最高峰,转入下降通道,即便是政府采取强有力的干预措施,达峰时间也不会晚于2028年。这意味着我国历史上首次通过自然的,而不是通过战争、饥荒或瘟疫的方式实现人口负增长。
这更意味着我国人口在以后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都是下跌状态,即使未来有所反弹,也很难回复到今天14.12亿的水平。人类的人口周期往往是非常漫长的,汉元帝时期的人口巅峰(约6000多万),到了700年以后的唐代才赶上,北宋时期的人口巅峰(约1.2亿),到了明末才赶上。虽然未来技术变革会缩短这个周期,但是我们今天见证的中国人口巅峰,可能未来一两百年内都很难重复。
人口是文明的基本载体,人口变化会对一国文明方方面面产生影响,其深度甚至有时候大于制度变革所产生的作用力。我们可以通过亨廷顿的《文明的冲突》和《谁是美国人》可以看出,人口基数对文明竞争胜负的决定性作用,可能要超越制度和技术,这是亨廷顿想说而不敢说的话,也是他对技术、制度处于优势,而人口增长处于劣势的欧巴罗人种的前景产生无穷担忧的根源所在。
因此,人口负增长是深刻影响未来我国历史发展轨迹的大事,如果未来书写中国近500年来的历史,2020年代的人口达峰将是一个必不可忽略的事件。我们应该借鉴西方学界从文明史高度分析社会变革的传统,对人口负增长导致的老龄化、财政负担加重、消费市场萎缩以外的深层影响,做出研判。
第一,城市衰败问题。对于先发国家来讲,城市人口减少带来的衰败问题,是其最重要经济社会难题之一。这些年我先后有意识考察过美国五大湖“锈带”、俄罗斯乌拉尔—新西伯利亚工业区、德国鲁尔区等著名城市衰败地带,深深感觉到克服这个痼疾的艰难。70年代以来,美国东北部很多城市人口减少了一半左右,大量社区成为“鬼城”,房子卖不出去;俄罗斯东部40%以上小城镇面临被废弃,新西伯利亚这种大城市也是半死不活。他们陷入往复的恶性循环中,人们丝毫看不到重新振兴的希望。
(美国著名“破产城市”底特律,鼎盛时期有180万人口,现在不足68万)
我国城市衰败问题亦在上演,“七普”数据显示,全国共有337个地级及以上城市中,有152个与2010年“六普”相比出现人口萎缩,其中整个东北只有沈阳和大连人口有所增长,其余全部是“收缩型城市”,最严重的齐齐哈尔、绥化人口在十年间减少了四分之一以上。城市衰败还蔓延到中部绝大多数地区,安徽14个城市中,8个人口在减少;山西11个城市中,9个在减少;湖北13个城市中,8个在减少。
由于过去我们城建步子太大,多数城市建设面积远远超过实际需求,也为此欠下巨额债务。未来中国城市只有两种可能性,一是像美国或西欧那样吸引外来人口,填满城市,维持现有的繁荣;另一种,可能是像俄罗斯大部或中国东北一样,逐渐败落、萎缩,显然后一种可能性更大。
从先发地区的经验看,城市衰败将导致整个社会生态系统的塌陷:不仅经济规模缩减、财政衰竭,无力维持城市繁荣,还导致城市生活环境的系统恶化,居民精神状态的颓化,以及社会治安变差等诸多问题。现在我国很多城市已经感觉到这方面的危机,“抢人大战”就是重要预防措施,但是能抢到人的毕竟是少数。
(黑龙江鹤岗,因为人口流失,现在平均房价已经跌破3000元/平方米,甚至很多老旧小区一套房产价格跌破5万)
第二,区域经济格局重组问题。新中国成立以来经济发展史表明,劳动力最充裕的地区往往是经济发展最有前景的地区。建国初三十年,劳动力向东北和西北倾斜,因此这两个区域是当时经济增长最快的地方;改革开放以后人口向东南沿海倾斜,因此这些地方成为新的经济重心。
而现在人口形势是:贵州、云南、四川等西南省份,以及中部的山东、河南增长快,华北、东北、陕甘地区人口在减少;省会及以上城市人口在增加,而地级市及以下在减少。近几年,在人口指挥棒的作用下,经济资源的地理分配正在实现重组:未来东北、华北经济处境可能会更加艰难,而人口增长相对较快的西南、中原地位会上升;地级市及县城前景看淡,而省会及以上城市会更繁荣。总体而言,成渝、中原、济青、长株潭、武汉城市群是以后区域经济的新亮点。
第三,边疆人口结构稳定问题。中国在百年以来激烈的政治激荡中之所以维持了国家统一,根本上源于汉族人口绝对数量和增长速度的优势。从清初到1980年代,汉族人口不仅表现为多,还在增长率上高于其他多数民族,因此,汉文化在这300多年内一直是强势向边疆地区扩张的形势,使得中央政府的行政权力可以随着汉族移民延伸到各个区域,保障了清代以来奠定的疆域的完整。
然而,这种增长优势随着汉族率先进入工业化及城市化(类似还有满族、东部回族及朝鲜族),以政府及对汉族的实行更严厉计划生育政策而结束。目前,汉族人口虽然仍占全国人口的90%以上,但是就黑河腾冲线以西的区域来看,汉族人口优势在丧失,很多地方汉文明在收缩,少数民族人口则有反超趋势。
(总体看,黑河腾冲线以西的地区人口增长率远比东部高,西藏和南疆是全国人口增长最快的区域)
从1982年的“三普”到2020年“七普”,青海汉族人口仅从236万增加到299万,而少数民族从153万增加到299万,现在少数民族人口已经追平汉族人口,汉族占全部人口的占比从61%将至50.2%,其中0-14岁年龄段中,汉族人口已经降至35%左右;同时期,川西阿坝州汉族人口从30.1万减少到16.7万,而藏族从30.6万增加到53.5万。另根据2011年以来历年《新疆统计年鉴》数据,虽然汉族人口占全疆40%左右,但新生儿占比仅为15%左右,比如2014年新疆总出生63.5万人,而其中汉族只有9.3万,如果没有移民性增长,仅靠疆内汉族自然繁育,新疆汉族人口比例在未来半个世纪内可能降至25%左右。
苏联中后期在边疆地区就面临俄罗斯族人口比例不断减少,以及俄罗斯族人口负增长的问题,1959年至1989年,俄罗斯族人口占苏联总人口比例从59%降至50.3%,这是导致苏联解体的重要原因。如果汉族人口比例在西部持续下降的情况不能得到改观,虽然中国未必面临苏联解体那种厄运,但是对国家治理来讲确实是不小的挑战。
第四,国际竞争优势下降问题。目前中国的全球性大国地位,很大程度是人口规模成全的。由于我们拥有全球近五分之一的人口以及最大的国内市场,即便教育、科技、管理上有明显劣势,仍可依托体量优势产生世界不可忽视的影响力。
按照目前人口增长速度和老龄化速度,预计到2050年,中国人口将减少到12.5亿左右,占全球总人口比重下降到13%左右;到2100年中国人口将降到7亿左右,占全球人口比重进一步降至6.4%,而新出生人口只有世界新出生人口的2.56%。预计中国2083年的新出生人口总数低于美国,而2100年新出生人口将至美国三分之二左右。

(据联合国的估算,中国到2100年将成为世界第三大人口大国,被印度和尼日利亚赶超)

中国自明中叶以来形成的在全球人口格局中的绝对优势地位,可能会在未来一百年消耗殆尽(其实同样的故事曾在俄罗斯身上上演,1900年俄罗斯人口占全球总人口的8%左右,而今天仅剩下不到1.8%)。届时中国只能像今天的瑞士、日本、美国一样,依托制度、管理和科技优势,产生数倍于世界平均生产率的效率才能维持目前的经济地位,如果做不到的话,中国的国际地位将逐渐下降,GDP全球占比有可能从目前的18%降至7%以下,沦为一个二等强国
总之,最近两年在我国现代化转型大历史中将是一个重要转折时刻,国际关系、国内经济发展环境、人口形势等都呈现出数十年未有之大变局。尤其是人口形势的长期向下,将放大各种风险因素,加大我国发展转型以及扩展全球影响力的成本过去英国、美国的崛起都是有持续不断增长的人口作为后盾,而我们的崛起历程还未过半,就已经开始人口衰退,无疑增加了中国崛起之路的新变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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