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比·霍夫曼的六十年代另类表演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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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是嬉皮士，也是异皮士，
是新左派，还是表演家，
但无论身份为何，
他绝对是六十年代玩得最嗨的那个。
文/子非鱼
其实在嬉皮士真正兴起的年代，他已经是个“老人”了。
阿比·霍夫曼（Abbie Hoffman），1936年11月30日出生于马萨诸塞州，小时候成绩优异，高中毕业考入了布兰迪斯大学（Brandeis University），之后在一位信仰马克思主义的导师指导下，去了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深造。
在当时，布兰迪斯大学是著名的左派大本营，伯克利分校更是后来“言论自由运动”的肇始地，再加上导师是一位马克思主义者，这样的教育背景几乎就注定了霍夫曼除了成为嬉皮士和新左派，就别想干其他的了。
但实际上在1960年之前，霍夫曼从未参加过任何游行示威和政治抗议活动。他在那年结了婚，之后有了两个孩子，唯一一次走上街头，是跟随马龙·白兰度等明星组织的死刑抗议。
1960年2月，催生了“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SNCC）的“格林斯博罗静坐事件”并没有引起他的注意，第二年5月，SNCC发起的“自由乘车运动”也是如此。1963年8月，马丁·路德·金带领20多万人参加的“进军华盛顿”（就是在这次游行中，马丁·路德·金发表了那篇著名的《我有一个梦想》）他也没去，紧接着在1964年，他相继错过了伯克利“言论自由运动”、密西西比“自由之夏”运动和大西洋城的民主党会议。
等到他在电视上看到那些白人们深入美国南部帮助黑人选民登记投票时，1964年的夏天已经结束了。
1965年，已经29岁的他，才赶忙加入了SNCC。不过新左派们的校园反叛和争取民权运动已不比以往，声势浩大的反战示威正在酝酿中。
1966年，休伊·牛顿(Huey Newton) 和博比·西尔(Bobby Seale)在奥克兰成立了黑豹党（Black Panther Party，简称BPP），这个极度崇拜毛泽东的左翼激进政党主张暴力革命，争取黑人权利。同年，斯托克利·卡迈克尔（Stokely Carmichaei）重组了SNCC，剔除了全部白人成员，鼓吹“黑人力量”（Black Power）。
直到1967年，阿比·霍夫曼才算是搞出了点名堂，那时，他已成为另一个学生团体“学生争取民主社会”（SDS）的东海岸分部领导人，以激进白人运动家的形象示人。
左一为威廉·巴勒斯，中间那个大胡子即艾伦·金斯堡，白衣服的就是霍夫曼
而表演，紧接着便开始了。
5月，他成立了所谓“花儿团”，手持鲜花、旗帜和印有Love字样的粉色海报在纽约市中心游行；
——这其实是艾伦·金斯堡的灵感。1965年，他抛出了“Flower Power”的口号，主张把反战集会转化为街头剧场（可以看作如今行为艺术与快闪的结合），让“花之子”（Children of Flowers）以和平的方式反战。
进入1966年，街头流动戏剧以加州为中心，向全美国蔓延。霍夫曼随即在1967年的“花儿团”中借用了这一概念，他自己也身披美国国旗，带领“花儿团”在纽约街头招摇过市；
6月，六十年代神秘莫测的表演团体“挖掘者”（Diggers）从旧金山赶到密歇根州霍夫曼开会的小镇，领头的脱光衣服便开始大喊：“……你们的立场究竟是什么？……这个世界上唯一值得做的就是解放你们自己！”他加入了他们，并在纽约东村和警察对峙，上演了一场头戴花环、当着警察的面打扫街道的“打扫秀”；
6月8日，他第二次结婚，婚礼上吸食了大麻，和新娘头戴着花环，诵读了《周易》；
之后他遇到了SDS伯克利分部领导人杰里·鲁宾（Jerry Rubin），两人既是竞争者也是同谋者，他们策划的第一场“行为艺术”就惊世骇俗。两人抱着美元，跑到了纽约证券交易所向股票经纪人一阵狂撒，并点燃了纸币；
10月21日，更大的“秀”上演。他俩号召了7万多人在华盛顿举行反战游行，霍夫曼请来了一位星相学家，一本正经地指出像五角大楼这样的“五角形”代表着邪恶的力量，于是7万多嬉皮士直接包围了五角大楼，试图抬起大楼，并高喊“恶魔滚出去！格瓦拉永生！”（格瓦拉10月9日死在了玻利维亚政府军手里）；
在这场“游行”中，2500名国民警卫队陆军部队与嬉皮士们对峙，一个穿高领毛衣的男子将康乃馨放在宪兵的步枪枪管中，造就了一张经典照片。
不过话说回来，六十年代异想天开又行为出格的人何其多，要想成为焦点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阿比·霍夫曼的秘诀在于：他善于利用媒体。
实际上不仅是霍夫曼，后世的许多研究都指出，整个新左派运动在六十年代——特别是六十年代后期——受到了媒体报道的巨大影响，利用媒体、迎合媒体、最终被媒体弱化和消解，是新左派衰颓的一大原因。
所到之处无不被媒体包围
但不管怎么说，霍夫曼确实是嬉皮士和新左派中善用媒体的大师。就像他所说的：
“媒体没有报道过的事情就等于没有发生过，那就肯定是发生了，即使事实正好相反。现代社会的革命运动应该发生在电视上，而不是工厂里。”
他深谙媒体的力量，于是“花儿团”在纽约招摇过市时，他故意让嬉皮士们遭受旁观者的袭击和殴打；他联合“挖掘者”们在东村开展的“打扫秀”，登上了《村声》（The Village Voice）；他的婚礼不仅上了《村声》，更被《时代》周刊报道；和杰里·鲁宾烧钞票的时候，他正对摄像机镜头，美元冒烟的画面传遍千家万户；而在策动的五角大楼游行中，那位青年人的照片，最终获得了普利策奖提名。
不过，1967年对于霍夫曼来说只是预热，1968年，那个六十年代巅峰之年，才是他真正的表演时间。
1968年初，他和鲁宾成了一个名叫“异皮士”（Yippies，也译易皮士）的组织——显然，是戏仿“Hippies”的结果，没有实际含义——但当记者们问起究竟时，他干脆捏造了一个称谓，叫做“青年国际党”（Youth International Party，简称YP）。霍夫曼是想要把嬉皮士的迷幻与革命精神结合起来，造嬉皮士的反，发动一场革命。
80年代与杰里·鲁宾
1968年8月25日至30日的芝加哥民主党大会，是霍夫曼在错过了1964年大西洋城那次大会之后的绝佳机会，他前前后后制定了一系列“惊人”的计划，宣称要在芝加哥举行“生命之节”，当然，表演得十分“嬉皮士”。
比如，他宣称准备向全芝加哥市明免费发放LSD，而且放出话说“如果市长或是警察再跟我作对，我们就要把迷幻药下到你们市的共用供水系统中。”
结果是芝加哥市长调集了6000名国民警卫队士兵把守水库并排查全市供水系统，但显然什么也不会发生，过了几天霍夫曼放话说，“从化学常识上看，这种药不可能溶于水。”
再比如，他放话说要组织一群嬉皮士当众性交。
而重头戏是，他推举了一位“候选人”参选，而这位候选人，是一头名叫“Mr.Pigasus”的猪。他还打算等选举胜利之后把它吃掉，因为“常所有这类选举的结果都是胜利者把人民吃掉。”
最终，霍夫曼带领几千名“异皮士”来到了芝加哥，芝加哥市长二话不说宣布戒严，并调动2万多名警察和国民自卫队。载入史册的一幕在大会期间发生了：双方大打出手，“异皮士”们擎着越共的旗帜、象征革命的红旗和无政府主义的黑旗，警察则用上催泪弹、高压水枪、警棍和皮鞭，超过一千人受伤，数人惨死。
霍夫曼等七人被以违反《民权法》的罪名遭到逮捕。他们后来被称为“芝加哥七君子”，这七人中，既有他的同谋杰里·鲁宾，也有SDS的领导人马克·鲁德和汤姆·海登。
1969年9月24日，美国史上第一例针对民间反政府组织的审判召开。不出所料，这又成了霍夫曼的表演。
芝加哥检方西装革履、正襟危坐，“异皮士”们衣冠不整，甚至把脚翘在了桌子上，一边吃起了零食。就连被告方的辩护律师也是浑身大麻味的嬉皮士。
1970年2月20日，陪审团宣布七人有罪，判了5年监禁，外加5000美元罚款，霍夫曼等“七君子”宣布上诉。经过两年半的审议之后，这些“异皮士”们最终被无罪释放。
“芝加哥七君子”
这期间霍夫曼也没闲着，1968年的伍德斯托克音乐节他就带领一帮人前去叫嚣“革命”到处捣乱，到了1969年的伍德斯托克，他开始发出创造“伍德斯托克王国”（Woodstock Nation)这样的狂想。那天在The Who上台表演时，他冲上台夺下了话筒，号召声援因持大麻被捕的运动分子约翰·辛克莱（John Sinclair），但他话还没说完，吉他手皮特·汤森（Pete Townshend）就用吉他把他砸了下去，并嚷嚷着“滚出我的舞台！”
1972年，霍夫曼的确出狱了，然而时代也永远改变了。嬉皮士运动、新左派运动、民权运动和反战示威都走入了低谷，马丁·路德·金死在了1968年、罗伯特·约翰逊死在了1968年、吉米·亨德里克斯和詹妮斯·乔普林在一个月内相继去世，吉姆·莫里森前一年被发现死在了巴黎，披头士也解散了，鲍勃·迪伦这时又在哪儿呢？
但他自己并不肯罢休。
70年代初期，霍夫曼和列侬策划了一系列反战运动，但随着“越战”的结束而走向终结。
与约翰·列侬
1971年，他和一个名叫A.Bell的电话黑客一起创办了一份杂志：《青年国际党阵线通讯》，这份杂志后来更名为《技术辅导程序》，在格林威治村出版多年，专门传播攻破电话系统的技术。颇为讽刺的是，这本不谈政治不讲革命的杂志倒是为他留了个好名声，他以此被视为“黑客文化”的先驱。
70年代之后，80年代是雅皮的时代，是当年的嬉皮士们脱下印花衬衫穿上西装的时代，是嬉皮文化被收编、被吸纳，六十年代的精神被纳入主流的时代。没有什么可反了，“越战”结束了，摇滚全盘商业化，连朋克也像无病呻吟，里根的新保守主义统摄了整个社会。
《阿甘正传》里站在阿甘身边这个人，原型就是阿比·霍夫曼（美国国旗衬衫是他的标志性服装）
1980年，霍夫曼终于向当局自首；1989年4月12日，他因吞食了150片苯巴比妥，被发现死在了家中，警方宣布其为自杀。
他的秀终于结束了。然而在葬礼上，昔日“异皮士”们的西装革履，似乎又成为了某种只有六十年代才会出现的、黑色幽默般的景观。
历史学家对霍夫曼大多持批判态度，他的行为艺术表演和对电视媒体的迎合，消解了新左派运动的严肃性和革命性，非但没有促成革命，反而在六十年代末被媒体操纵和利用。
然而谁又能真正指责他呢？“垮掉派”们面对现实选择了消极的逃避，嬉皮士们面对现实选择了空泛的“爱与和平”，新左派、黑人民权分子和摇滚明星消融于主流价值体系，那1964年的夏天，深知“自由之夏”业已结束的阿比·霍夫曼选择成为一个表演的小丑，又有什么不对呢？
库尔特·冯内古特最喜欢的人便是阿比·霍夫曼，而他最为推崇的精神，便是敢于表演的小丑精神。
再举一个例子吧。
阿比霍夫曼有一次对联邦调查局供认说，用香蕉皮擦拭肛门可以增加性快感，结果一本正经的探员为了了解嬉皮士的最新动向，就真的用香蕉皮擦拭了肛门。
谁能说这不是另一种反抗？
阿比·霍夫曼的另类表演秀无疑成为了六十年代的别样注解，而无论旁人如何评价，他必定不会被人遗忘。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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