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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由伟:父亲陈景润的书房

陈由伟 夜光杯
2024-08-25
父亲的书房是我儿时眼中最神秘的地方。

父亲工作时的留影

提到父亲陈景润先生的书房,读者朋友一定首先会想到北京中关村88号楼一间六平方米的宿舍。是的,那间六平方米的小房间在父亲的生命中有着特殊的意义,在那里他度过了人生七分之二的时光,十八年。在那里,他从一个青涩的数学工作者成长为一名成熟的研究员;在那里,他完成了《大偶数表为一个素数及一个不超过二个素数的乘积之和》的论文,也就是后来被人们所知道的哥德巴赫猜想(1+2)的证明。听当时去过那里的叔叔伯伯们说,六平方米的小房间既是父亲的卧室又是父亲的书房,一张小床掀开被褥就变成了书桌,墙边放着用麻袋装着的演算纸……听着他们的讲述,我仿佛又看到了父亲伏案工作的背影,那个沉浸在数学世界中的追梦人。后来父亲的博士生也住过那个房间,我还去看过。六平方米的空间可以承载些什么?那里可以承载一位数学家的诗和远方,还有一个无穷且美妙的数学世界。

和父亲、母亲玩“算24点”的扑克牌游戏

如今,中关村88号楼早已被拆掉,可那间六平方米的小房间却因徐迟先生的报告文学《哥德巴赫猜想》留存在了很多人的心中,它像是一块追逐梦想的阵地,令人充满力量。它又像是一座精神的丰碑,讲述着那位百折不挠的攀登者的奋斗史。

亲吻父亲

而我记忆最深刻的则是我们家里父亲的书房。那是我儿时眼中最神秘的地方。为了不打扰父亲工作,母亲严禁我随便闯入,但每次我都能得到父亲的“特批”。书房中陈设简单,一张黄色木制五屉书桌置于窗下,上面有一盏绿色拱形玻璃灯罩的台灯,灯的开关是一条银色金属细串珠,垂在灯罩旁边,每次拉动都能发出“咔咔”的声音。桌前配有一把藤条靠背椅,背对着书房门的方向,父亲平时就在这张桌子前工作。有时晚上,我会悄悄把房门推开一道缝,看看父亲在做什么,那个灯下伏案工作的背影令我至今记忆犹新,虽不高大伟岸,却安定如山。五屉书桌的左手边是一个书架,上面放满了书和资料。右手边两张棕色的三屉书桌挨在一起靠墙放着,上面也堆着一摞一摞的书和资料,还有很多的演算纸。记得当时窗台上也放了不少的东西。这满满当当的书房成了我小时候的“探索乐园”,我喜欢在他的书房里四处翻翻看看,有种寻宝之感。当时,我也很好奇,为什么这些看似凌乱堆放的东西,父亲总是能发现我偷偷动过了哪里。

父亲在图书馆工作的留影

有人会问我:你爸会给你讲数学题吗?在我的记忆中,有一个片段令我尤为珍视。那是在我上小学前,一天父亲让我试着计算从一连续加到十等于多少?我就开始1+2=3,3+3=6……算下去,用上了所有的手指头,最后勉强算出了答案,55。父亲看着我“手忙脚乱”的样子,笑着说,你这么算是可以的,但是比较慢,中间也容易出错,你看1和9可以凑成一个10,2和8又可以凑成一个10,以此类推,可以凑出5对10,再加上中间剩下的一个5,很快就可以算出55了,只要多动脑筋,就有可能找到更好的办法,以后你要再试试算从1加到100等于多少。那是我们父子之间关于数学的最初记忆。之所以印象深刻,不单是因为当时的我觉得他的方法巧妙,更多的是因为那个印在我记忆中父亲的笑容和声音,还有从书房窗户照射进来的一片暖阳。很多年后,我翻看父亲写的《数学趣谈》,居然书的第一章节就是介绍这道题和数学家高斯的故事,看出版的时间正是1986年5月,我想当时父亲在给我讲这道题时,他应该正在编写此书。瞬间,父亲的笑容和声音,还有那从窗户洒进的暖光,一股脑地浮现在眼前,只是身处的书房已不再凌乱。泪水决堤。

父亲在医院病房中与学生张明尧工作的场景

1984年,父亲因两次脑外伤不幸患上了帕金森综合征,这是一种损害神经系统的疾病,会导致人体肌肉越来越僵硬,难以控制。后来,父亲的进食吞咽和说话功能都受到了很大的影响,特别是眼皮一旦受外界刺激闭上,就很难自己睁开,需要用手辅助扒开,才可以继续阅读。我的父亲出生在1933年。少年时,旧社会生活的苦难,战争的残酷没有挫伤他的数学梦想;青年时,特殊的风暴没有阻碍他攀登科学高峰的脚步;人过不惑,鲜花与掌声没有消减他对工作的勤奋与执着。这一次,他面对的是对一个人来讲最大的挑战——生命健康。此时的他,早已波澜不惊,像一个敢于直面一切险阻的勇士,决心与时间赛跑,攀登不止。患病之后的12年间,父亲经常需要住院治疗。每次住院他都要带上手稿和很多资料,仍旧保持高强度的工作和不规律的作息习惯,他的作息时间从来不是根据钟表定的,而是完全取决于他的工作进度。这也因此让他成为了医院里“最不听话”的病号。医生们会向我的母亲“投诉”,让她多劝劝父亲按时休息,更好地配合治疗。母亲也是一位医生,她当然知道病人多休息配合治疗的重要性,但她更理解忘我的工作对她的丈夫有着怎样的意义。当时,父亲不管在哪里住院,都有两点要求。一是希望在病房中配一张书桌。二是打点滴时不要扎他的右手,因为他要持笔工作。有时,左手扎肿了,他宁可扎脚也不愿扎他的右手。就这样,父亲把病房变成了书房。

去医院看望父亲的照片

我经常去医院看他,白色的墙壁,白色的铁架床,白色的被单,白色成了我与父亲相处的记忆中大部分的背景颜色。记得,我总是嫌弃点滴瓶中滴下的药水速度太慢,因为打完点滴父亲就可以陪我玩一会儿。再长大一些,我会经常给他按摩,从肩膀到腿脚。有时医生看到了还开玩笑问:“陈教授,是我们的护工按得舒服,还是您儿子按得舒服?”父亲总会开心地说:“当然是我儿子按得舒服啦!”

父亲生前最后一张照片,拍摄于1995.11,于北京中关村医院病房

父亲生前最后一张照片是拍摄于1995年11月,在中关村医院的病房中,照片中父亲身穿一件大红色的毛衣。那是母亲为他新买的,穿在里面的白衬衣也是新买的。尽管父亲当时已身形消瘦,但笑容还是那么灿烂,温暖得就像那从书房窗中照进的阳光。

因为受到帕金森综合症的影响,父亲的眼皮如果受外界刺激闭上,需要用手扒开才可以继续阅读工作

1996年1月17日,父亲的病情急剧恶化,出现持续高烧,被迫停止了工作。3月19日,父亲带着对家人的不舍,对事业的不甘告别了这个他所热爱的世界,也将我对他的记忆定格在那一年的春天。

父亲作报告时的留影

时光倒退22年,也是在春天,也是在3月,1978年的3月,父亲在全国科技大会上做的报告中说道“我决心献身于数学研究,为发展我国科学事业,改变一穷二白的面貌贡献自己的全部力量”。这是他作为一名科技工作者对祖国、对人民所作出的承诺,他也用之后的时光完成了他的承诺,将自己的全部力量奉献给了祖国的数学事业。

(本文图片由作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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