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家骏：拿黄河路“响一响”

黄河路已经许久“不响”了，偶尔响一下，也是上海人对曾经过去的怀念。

《繁花》开播，黄河路大热。本来，我是想“不响”的。几年前看金宇澄的小说《繁花》，一下子就记住了“不响”，以为很好，绝妙。“不响”是一种境界，只可意会，不可言传。

后来，朋友圈天天都是黄河路，有的怀念美食，有的怀念霓虹灯，还有的怀念放烟花爆竹。我想我也有自己的黄河路故事，就拿来“响一响“吧。

其实，在改革开放初期，在黄河路前面还有一条乍浦路，算得上是当时上海最时尚的美食街。如果有人请你去乍浦路吃顿晚饭，绝对是有面子的事体。我记得乍浦路上比较有名的饭店是珠江大酒店和王朝大酒店。从上海到香港做生意的卢老板，因为摄影和我认识。那时候，手机和BP机都没有普及，卢老板经常会在下午三点钟左右打电话到我办公室，邀请一起去乍浦路吃晚饭。挖地三尺的店堂，窄窄陡陡的楼梯，格子的桌布，喜欢的炝虾、温蟹、墨鱼大烤、宁波烤菜、土豆沙拉、红烧肉和苔条小黄鱼，就是一个美妙的夜晚。

百度上讲，乍浦路美食街的诞生，是因为“上海的餐饮企业大多是国有的，在餐位、菜式和服务上已经不能满足市民的需要。”国有饭店服务怎么样？2019年，我请朋友在一家国有老字号饭店吃饭。下午4点40分，已经有朋友到饭店，我叫服务员沏一壶茶。服务员说：“现在是4点40分，阿拉是国有饭店。5点才开始营业。”茶没有喝上一口，气吃了一肚皮。

当然，更重要的原因，随着浦东开发开放，上海的发展进入加速期，许多外商来到上海，寻找商机，越来越多的上海人也开始下海，交流商品信息，整合财富资源。饭局，成为最好的媒介。这样的情况下，一条乍浦路是满足不了上海滩喜欢美食的朋友们的需求的，黄河路就自然而然地出现了。

从地理位置上讲，黄河路比乍浦路更优越，因为开在后面，规模、设施也更高大上。当年许多老板都是把楼上居民的住房买下，翻新后搭建得更高，还用上了电梯。像来天华、粤味馆、阿毛炖品、苔圣园、乾隆美食都有电梯上上下下。

和乍浦路一样，黄河路虽然狭小，但路边好停车，这也是两条美食街兴旺的原因之一。金陵东路上1850年开设的鸿运楼酒楼，1886年哈同与罗迦陵结婚就在这里，改革开放后，一个香港商人曾在金陵东路恢复鸿运楼酒楼，因为不好停车，最后只好关门了。

黄河路上除了高端大气上档次的大饭店大酒楼，还有一些苍蝇馆子，像小杨生煎、佳佳汤包、沪上一碗辣肉面馆等。佳佳汤包最早开在河南南路南市公安分局的边上，门面很不起眼，做的小笼包新鲜好吃，筷子和碟子都要放在蒸笼里消毒。我经常开着摩托车，到那里吃上一笼汤包，算是一顿高级早饭了。小杨生煎则后来居上，取代大壶春成为上海生煎馒头的标杆。

黄河路的突然兴起，给社区治理带来了新的课题。当时的广场街道办事处主任老郭，深为黄河路美食街引发的矛盾担忧，一是后街厨余垃圾的处理和居民之间的矛盾。二是楼下饭店和楼上居民之间的矛盾。三是如何把黄河路搞得美一点，在烟火气中来点自然美。他住在临汾路街道，那边搞的像罗马建筑风格的花盆很不错。老郭是个转业军人，说干就干。不久后，黄河路两边道路上果然出现了几十个类似的花盆，鲜花姹紫嫣红，争芳斗艳，一条黄河路顿时换了人间。

我对黄河路印象最深的，不是它的美食，而是有些文章中写到金宇澄对王家卫所说的放烟花爆竹。那时候，我在做政法记者，每年除夕夜，吃好年夜饭，都要到消防局的值班室蹲点，看看有什么火灾新闻。1996年大年初四，在消防局负责宣传工作的蒋爱山叫我一起去现场看市民燃放烟花爆竹。吃过晚饭，我们就到了黄河路，发现家家饭店都在燃放烟花爆竹。到了深夜11点多，架势更猛，老板伙计兴高采烈，满脸喜悦，纷纷把“小钢炮”、“大蛋糕”、“夜明珠”、礼花弹、大号高升、“千响环鞭”等摆到马路上来“接财神”，你放一个，我放一个，整个黄河路流光溢彩，璀璨一片，如同爱国者导弹和飞毛腿导弹在半空中厮杀一般。不一会儿，地上铺满了厚厚的一层“红地毯”，大约有30厘米左右高。我说这条“红地毯”至少值100万元吧，蒋爱山说不止，肯定要超过100万元。那天回到消防局值班室，已经是凌晨3点多钟，蒋爱山写了一篇消息稿，用传真发给了新民晚报，并刊登在当天晚报的头版上。这条新闻的标题是《燃放烟花爆竹价值至少百万元，黄河路纸屑铺成“红地毯”》。我想金宇澄对于黄河路燃放烟花炮仗的记忆，也许是来自于蒋爱山的那篇新闻报道吧。

如果说乍浦路是经典江浙菜的天下，那黄河路绝对是创新粤菜的江湖，那些创意而引领上海滩美食时尚的菜肴，包括大王蛇、桑拿虾、龙虾三吃、咸蛋黄焗系列等，曾经是一个时代的符号。现在，这些美食包括美食引来的人流、信息流、财富流，都湮灭在历史的尘埃中，只有国际饭店边门买蝴蝶酥的长队，还是每天蜿蜒连绵。

黄河路已经许久“不响”了，偶尔响一下，也是上海人对曾经过去的怀念。